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4/15页）

罗则静默，可以讨论学问；陈则活泼，可以泛应世务，再能历练官场，中外贯通，可胜大任矣。[31]

陈季同曾通过许多法国朋友进行大量的外交活动，“异常灵活地协助了驻法公使曾纪泽在唤起法国舆论反对茹·费里‘东京政策’的外交活动中所作的努力”[32]。并因为有法文著作畅销于世，而得以在巴黎的沙龙里大出风头。

长期的驻外生活，使陈季同的行为举止多少有些不拘礼法。1881年1月，赴德采办机器设备的徐建寅应邀和使馆人员前往皇宫觐见德皇，“陈季同初以无票可入误人，继则夺人之票以自用”，致令徐被阻于宫门外一刻钟之久，情形十分尴尬。徐责备其“无礼甚矣”[33]。陈衍形容其“不修边幅，滥用钱”，“然未尝媚外”。[34]

　　1891年，陈季同撤差归国，甲午战争爆发时，他在天津曾就借款事与盛宣怀电报往还，关注战事发展。[35]1895年春，署理台湾巡抚的唐景崧电调其赴台。割台事起，陈季同和丘逢甲等商议保台之计，率先提出“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的主张。[36]后来他随唐景崧内渡，旅居沪上，通过马良、马建忠兄弟结识维新志士与洋务名公[37]，维新运动中也有所表现。1897年9月，陈季同和陈寿彭、洪述祖等在上海创办《求是报》，自任主笔，月出三册，分内外两编，内编为交涉、时事、附录，外编为西报、西律、格致、泰西稗编诸门，所采多录法文书报，“多译格致实学以及法律规则之书”[38]。后因林旭的推荐，增聘陈衍为主笔，刊发论说，介绍和报道世界大势、对外交涉、各国刑律、学会活动等，风行一时，成为维新思潮的一部分。这使他得到与江浙士绅交往的机会，与福建人士力钧等组织戒烟公会，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康幼博、曾广铨等人结交[39]，经常往来于《时务报》馆，参与翻译农书，开办蚕务等事，又与康、梁及沪上名士赞助经元善主持开办的女学堂。

1898年4月26日，陈季同在上海郑观应的寓所参与了沪上维新志士与日本人士共同筹办的亚细亚协会成立准备会。该会名义上延续日本兴亚会和亚细亚协会而来，实际是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汪康年、曾广铨赴日本谋求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盟救国的产物。是日与会者有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何梅生、志钧、张謇、江标、严信厚、薛华培、盛宣怀、汪康年、曾广铨、经元善、施子英、姚文焯、杨子萱、沈仲礼、唐才常、李洛才、李谷生、吴瀚涛、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三井洋行总办小宝三吉等。小田切万寿之助为正会长，郑观应为副会长，有议员24人，官商界入会捐资者达百余人。[40]据开启此事先机的日本东邦协会福本诚描述，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陈季同颖悟通达，但是危险人物。[41]后来加入国会者至少有五位是该会成员。[42]

戊戌政变后，迭遭挫折的陈季同一度避难出游各省，但仍然关注时政。返回上海后，潜心翻译，1899年4月，严复与张元济评论同时译手，首推罗丰禄、伍光建、陈季同、魏瀚四人，“罗、伍两公，凡书皆可译，而汉文亦通达；陈文字稍拖沓，魏稍拙滞。”[43]1900年初，经元善因领衔和千余名士绅反对废光绪立新储，被清政府缉捕。陈季同事先曾予为布置，设法解救。[44]义和团事起，各国出兵，陈与汪康年等人呼应，通过沈瑜庆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为今计，南方数省，建议中立，先免兵祸，隐以余力助北方，庶几有济”[45]，暗中则介入中国国会的武力变政密谋。

担任过台湾民主国游说使的姚文栋，曾先后随黎庶昌、洪钧、薛福诚等出使日、俄、德、奥、荷、英、法、意、比等国，并奉命勘查印度、缅甸及滇缅边界，“每至一国，辄交其贤豪，通其政学，研切利弊，心知其所然，冀归而为自强之具。又尝志其山川民情，及兵政诸大端”[46]。他高度警惕列强的侵华野心，对边疆事务多次陈情，力图遏制殖民者的攻势。内渡前后，他曾在上海、天津等地筹组学会，与梁启超、严复、汪康年、夏曾佑等交往，颇得好评。1896年7月、11月，他以直隶、北洋道员两次拜见翁同龢，晤谈之下，后者觉得其“文秀而议论正，欲以《周官》法参西人教养之术，有心哉”[47]。庚子他滞留北京，未直接介入勤王运动，但也曾上书荣禄，反对纵容团民，并奉荣禄之命南下，与李鸿章密商对策，因而间接有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