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潜龙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9/11页）

死啊，那戴假面具的威尔逊！

死啊，那一切资产阶级的大将！

死啊，那一切劳动阶级的敌人，但是他们总不即刻地死，

却死了我亲爱的——列宁！

列宁在这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群领袖，而是产生了一种可崇拜性：

喂！呼喇喇殒落了一颗伟大的红星！

喂！阴凄凄熄灭了一盏光亮的明灯！

哎哟！我要痛哭了！

我要悲惨地哀歌了！

我的列宁！

俄罗斯劳农的列宁！

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

全人类解放运动的列宁！

前两行是从《红楼梦》中化来的诗句，作者把列宁这一形象奉举到无上的高处。革命的旋涡会产生崇拜中心，没有崇拜中心的革命不会彻底成功。在《临列宁墓》中，诗人又吟道：

列宁啊！你生前有改造世界的天能，

你死后怎么竟如昙花泡影的永逝？

也或者你安稳稳地卧在克里母宫的城下，

——

远观世界革命的浪潮，近听赤城中的风雨。我要赞美你罢，我又何从赞美起？

你的墓是人类自由的摇篮，

愿你把人类摇到那自由乡里去！

对于列宁最辉煌的事业——十月革命，诗人不止一次写下诗篇。《十月革命纪念》写于1921年10月：

看啊！这座自由神降生的纪念碑

庄严地冲入云霄里！

红旗飘扬，

红光闪烁，

这是自由神放射的爱光——不是？

听啊！这鼓乐喧天，

万人声里：

劳工神圣，

资本家消灭，

自由神万岁！

在蒋光慈的心目中，革命是与自由联在一起的。他有没有想过，革命也可能带来不自由，革命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排斥自由。如果从纯理论的意义上讲，军阀混战、政府软弱的乱世，正是很“自由”的时代。而要克服积贫积弱，走向富国强兵，就要“组织起来”，那么，无疑意味着要减少一部分“自由”。把革命等同于自由的人在革命中迟早要吃点苦头，许多可爱的知识分乎便是如此。在革命的途中，他们人人都有一部“赤都心史”。蒋光慈这样的艺术家，告别了过去的“纯艺术”的旧梦，为自己的艺术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在《新梦》一诗中写道：

诗人的热泪，

是安慰被压迫人们的甘露，

也是刷洗恶暴人们的蜜水。

假使甘露如雨也似地下，

蜜水如长江也似地流，

那么，世界还有什么污秽的痕迹？

这是诗人崭新的艺术观，“除暴安良”的艺术观。除暴安良的思想，实则便是一种“超人”思想。革命者一个常有的困扰，便是如何突破“自我”。在《自题小照》中，诗人写道：

是我，

非我；

非我，

是我，

且把这一副

不像他，

不像你的形容，

当做真我。

不满现实，便是不满“此在”的我；要突破“我”，便要投人一个“他在”。一旦觉悟到这一点，革命者便会义无反顾：

前进罢！红光遍地，

后顾啊！——绝壁重重。

革命的诗人，

人类的歌童，

我啊！

抛去过去的骸骨，

爱恋将来的美容。

这一段诗句，简直成为后来一切革命知识青年思想转变的程式。从瞿秋白、蒋光慈，到何其芳，到丁玲，直到“文革”中的红卫兵，都有一条“未来主义”之路延伸在他们的人生旅途当中。自我灵魂的解剖是革命中不能免试的一门必修课。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实际都是革命的最高超境界，但是若把它推广到没有经过革命炉火千锤百炼的一般人身上强行要求，则会走向庸俗化，演变成口头禅和狗皮膏药。“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理论和口号本身并非不合逻辑，但是不符合现实条件，企图让精神文明程度极低的几亿人一夜之间都成为圣贤，就好比餐风饮露的气功大师强迫大家饮食革命，都不吃饭》结果只能是偷着吃、抢着吃，最后革命失败，没人再信气功，又恢复到胡吃海塞的阶段。革命文学家太多便经历过“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煎熬。

苏俄之行，使瞿秋白、蒋光慈这样的革命家进修了专门的辅导课。他们决心要把自己的国度也变成那梦一般的仙境。在《莫斯科吟》中，蒋光慈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