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潜龙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10/11页）

莫斯科的雪花白，

莫斯科的旗帜红，

旗帜如鲜艳浓醉的朝霞，

雪花把莫斯科装成为水晶宫。

我卧在朝霞中，

我漫游在水晶宫里，

我要歌就高歌，

我要梦就长梦。

在瞿秋白散文笔下那般寒冷、贫困的莫斯科，到了蒋光慈的诗笔下却是这般奇幻醉人，可以任意高歌长梦。诗人终于找到了可以投入自我的那个“他在”，于是便把心灵奉上了祭坛：

十月革命，

如大炮一般，

轰冬一声，

吓倒了野狼恶虎，

惊慌了牛鬼蛇神。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

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

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罢，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这是一个造世的神话。革命是对历史的重新编码和书写，在苏俄已经写罢了第一章，而在中国，时间还刚刚开始，人们刚刚学会用公元来记时，用进化论来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之所以区别于一切动物，在于他离神最近，在于他拥有神话。旧的神话读厌了、读烂了，不能支撑精神和行动了，便需要新的神话。革命就是旧神话的回收站、新神话的加工厂。每一次革命，都伴随着神话的更新。对神话的亵渎，便是对某一些人精神支柱的褒读，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新梦》之后，蒋光慈又出版了诗集《哀中国》，在同名的一诗中写道：

满国中外邦的旗帜乱飞扬。

满国中外人的气焰好猖狂！

旅顺大连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久已做了外国人的军港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们游逛。

哎哟！中国人是奴隶啊！

为什么这般地自甘屈服？

为什么这般地萎靡颓唐？

现实的中国与仙境般的赤都相比，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便都产生了。如果仅从物质生活表层看，北京并不比莫斯科穷，上海肯定比彼得堡富。但是苏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组织”，而中国是一盘散沙；苏俄是独立自主的战士，而中国是仰人鼻息的奴仆；苏俄在没有面包的日子也可以唱着《国际歌》坚持过去，而中国却是在血泪交流中吞咽着残羹剩饭。所以，俄国是榜样，俄国是道路，中国的知识阶级就这样为民族画好了行军图。在“五卅”流血周年纪念日，蒋光慈写了《血祭》一诗：

顶好敌人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也以机关枪打去！

我们的自由，解放，正义，在与敌人斗争里。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可怜的弱者呵，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

曾有一种“启蒙／救亡”论来解释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国人首要的是不做奴隶，因此革命的首要任务迅速指向了救亡，指向了国家独立。反对这一方向的政治军事集团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但是将亡与启蒙对立起来，似乎根据欠足。没有一定程度的启蒙，亡也是救不了的。救亡本身也是一种启蒙，而且为启蒙创造了更为方便有利的条件。看一看早期的革命文学，不都是在启蒙么？难道只有吟唱“天上的市街”、“雪花的快乐”、“自己的园地”，才是启蒙么？实事求是地评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启蒙方面做了最脚踏实地的工作。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邓中夏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沙渡组织劳工半日学校；1921年8月，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这些都是启蒙活动。早期革命文学的提倡和实践本身，也是一种启蒙的宗旨在指导。人们一般觉得革命文学的“艺术性”有些简单粗糙，那正是启蒙机制所发挥作用的结果。蒋光慈在《鸭绿江上》自序诗中写道：

从今后这美妙的音乐让别人去细听，

这美妙的诗章让别人去写我可不问，

我只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

我但愿立在十字街头呼号以终生！

朋友们，请别再称我为诗人！

我是助你们为光明而奋斗的鼓号，

当你们得意凯旋的时候，

我的责任也就算尽了……

这可以叫做“革命的启蒙”倘没有革命，德先生和赛先生在这个国度里的传播远没有后来的那般快，文盲扫除得远没有后来那样多，套用一位伟人的话说：革命是宣言书，革命是宣传队，革命是播种机。有了革命，才谈得上救亡、启蒙，才谈得上文学、艺术。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在几十年后蔚成大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成为世界艺术的奇葩，成为一切现代派、后现代派大师望尘莫及的精品，原因在于革命从骨子里来说就是最“现代”的、最“复调”的、最“陌生化”的，它为世世代代的艺术家提供了从题材到形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