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潜龙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8/11页）

蒋光慈（1901-1931），曾用名宣恒、侠僧，又名蒋光赤。在家乡安徽上学时参加过学生运动，后在上海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学习俄语。1921年赴俄留学，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班。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大学社会系，曾在冯玉祥处任顾问翻译。与沈泽民等组织革命文学团体“春雷社”。在文学上以诗集《新梦》、《哀中国》，小说《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等成名。1927年后与钱杏邨等组织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发表长篇小说多部，成为作品最畅销的革命作家。有的出版商将其他作品署上蒋光慈的名字来促销，就如今日遍书摊的假金庸、假古龙一样。陶铸曾说，他是读了《少年漂泊者》才去上黄埔军校的胡耀邦也说自己是受了《少年漂泊者》的影响而投身革命。可见革命文学在影响人的行动上力量之大。1931年8月31日，蒋光慈病逝于上海。这里主要分析一下蒋光慈1921年以后的几年里所写的“革命诗歌”91925年，蒋光慈出版了诗集《新梦》，集内是他1921至1924年所写的诗。到1926年就已出了三版。在三版改版自序中，蒋光慈说：

《新梦》出世后，作者接了许多不相识的革命青年的来信，对于作者甚加以鼓励和赞誉。固然他们对于作者的同情，不一定就能提高《新梦》在文学上的价值，但是因为对于作者表同情的都是革命青年，作者真是满意，愉快，高兴极了！不过在满意，愉快，高兴之中，作者又发生了恐惧——恐惧作者不能在文学界负自己所应当负的使命。

作者的高兴和恐惧都产生于诗集的革命意义。高语罕在为《新梦》作的序中说：

《新梦》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他留学苏俄共和国，受了赤光的洗礼，竟变成红旗下一个热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诚然是一种理想的彻底革命，但为达到那一仙境，必须要经过专政的阶段，于是，无政府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导。高语罕在序中愤然批判了泰戈尔的忍耐主义，赞扬蒋光慈的鼓动革命：

现在流行的新诗人，他们的脑子是资产阶级的出产品，又多是美国奸商的文学家的高兄弟子，他们的作品，十有八九都带着铜臭！

绝没有替无产阶级“打抱不平”的。光赤同志的《新梦》，却处处代表无产阶级大胆的、赤裸裸的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

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两个声音：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现今的文学研究越来越回避和忘却阶级观念，以致使人误以为讲阶级便是极左，便是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但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因人们的忘却就不存在。提倡阶级观念并不等同于阶级间的血肉厮杀，并不简单意味着某阶级为善、为进步，某阶级为恶、为反动。既然历史上明晃晃摆着阶级的对垒和分野，那就应该以直面历史的态度去研究和探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谬误不应该导致连阶级斗争一同矢口否认。蒋光慈译的《劳工歌》写道：

谁个给大家的饭吃，给大家的酒醉？

谁个终日劳动着不息？

谁个拿着犁儿犁地？

谁个拿着锄儿挖煤？

谁个给一些老爷们的衣穿，

自己反露着脚儿，赤着身体？

不平等、不公正，是革命的根源。艺术之所以能引发革命，便在于它指出那不平等和不公正。

1921年前往赤都的途中，蒋光慈写下了《新梦》的第一首《红笑》，“一大些白祸的恐慌，／现在都变成红色的巧笑了！”红色，这种使人生理亢奋的颜色，就从那个时代起，被陚予了特殊的意识形态意义。诗中说：“那不是莫斯科么？／多少年梦见的情人／我快要同你怀抱哩！”郭沫若曾在《炉中煤》一诗里把祖国比喻为情人，蒋光慈把莫斯科看作梦里的情人，其间已经体现出观念上的差异。郭沫若在《匪徒颂》中将列宁与其他伟大的“匪徒”一并歌颂，而蒋光慈的《哭列宁》却爱憎分明：

死啊，那卖阶级的尔贝尔特！

死啊，那卑贱的刚伯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