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13/24页）

红巾军从惠州、穿过番禺县，驻在位于广州城东门外的校阅场。如果拥有30门大炮、110条船的2万名佛山叛军会合了甘先，那么广州城必定陷落。升平地区的团练能否阻挡这一会合呢？

8月的最后几天里，形势突然开始改变。一连串小的地方性胜利似乎证实了叶名琛关于南海团练敢于同叛军对抗的希望。8月11日，在对牛栏岗“公所”的叛军司令部的攻击中，三元里的团练支持了旗军。这时，陈开方认识到，横在他与广州之间的主要障碍，是乡村团练的联盟，这是一位名叫欧阳泉的当地名人在佛山以北5英里处的大沥组织的。8月19日与24日，陈的红巾军两次试图粉碎团练，都被击退。暴怒的叛军最后终于占领了大沥附近坚持抗击的村子之一，并将它夷为平地。[117]但是广州当局已经向那里的团练司令部送来了武器、给养和一小股官军援兵。

白云山的叛军无望地等待陈开的到来，开始不安定起来。首先有一个中心领导的问题。红巾军明确宣称要恢复明朝：

总理政务除奸诛邪灭清神威大将军总督兵马罗、总理国务内阁大臣加三级纪录五次杨为晓谕事：缘中国户口众多，难分良莠。惟我大明太祖洪武在位时，万国通商，尊卑有序，干戈不起，于邻邦均无欺诈。[118]

惟一的问题是，找不出一个冒牌皇帝让他们扶保。当一个秘密社团的首领以明朝的名义自称为总司令时，其余的人就拒绝服从他，于是他气愤地带着他的6千人马投降了官府。有些首领争执于战利品的分配和收税权等问题，各派甚至刀枪相向。随着时间的消逝，会集在城北的大群部队，耗尽了南海、番禺两县的物资。那里的大部分村庄已被烧毁或已荒芜。许多人向富裕些的地区迁移。到了9月5日，甚至何六也决定退出联合部队。[119]

广州的军事当局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他们受到团练胜利的鼓舞，决定发起一次冒险的突袭，以减轻城东的压力。1854年9月7日，由卫佐邦[120]率领的部队冲出城门，攻击驻在校阅场的大股叛军。红巾军惊慌逃跑。在绕城向牛栏岗甘先的司令部撤退时，丢下了明朝印信、武器和辎重。这是官军首次在野战中打败大股的叛军。现在，广州城有了一定的军事安全保障。但是围城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商人简直不相信政府能够坚持住，他们自己也被不断的捐输搞得人穷财尽。反政府的公开街谈巷议越来越多，许多商人秘密地把私人巨款转移到香港。常规的运茶船只开往福州，广州的国际贸易陷于停顿。小店主们甚至开始相互廉价出售货物，以便在城市陷落之前结清账目。另一方面，随着城里食品渐渐耗尽，米价飞涨。[121]为了生存下去，政府必须恢复行政管理和同农村的经济联系，以重获税源。这样，内战进入了新的恢复乡村的延长期。不论广州能提供何种支援，绅士领导的团练将一个村镇一个村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重建秩序并剿灭秘密社团。团练中心成立起来。在南海县，大沥联盟和“大沥局”负责佛山的叛军；在番禺县，“北路平定会”负责攻击驻在佛岭市社学的一个主要的叛军司令部；吴姓宗族的团练网则同新造周围的黄埔红巾军作战。东莞县令华廷杰领导了本县的抵抗，终于在1854年12月26日打败了何六。在顺德县，由东莞的团练局训练当地团练并给予财政援助，以便收复县城。

许多团练局是由那些领导了19世纪40年代反英运动的人掌管的。[122]而这一次，防卫的方法有所不同。大面积的乡村需要平定，而不是被保护。这不是一个像保甲制度那样的静态控制问题，而是在某一特定地区赶走叛军的问题。平定的方法逐渐有所发展。20个或更多的村子组成一个“围”。然后在这一地区清除所有的不安定因素：武装土匪、秘密社会成员或者那些被族长们认为是惹麻烦的人。一旦建立了这样一个安全区，它就与另一个“围”联合起来。这是通过“约”来安排的。“约”区能够集中队伍较大的武装团练，在“围”之间的地区就可以被肃清。与此同时，“约”还采取如控制食品价格、分发救济粮、分配族田的收入等措施，以确保不再发生混乱现象。这种作法对日后地方主义的发展极为重要。所有这些事情，都由作为团练局的辅助机构“公局”办理，使得政治、审判、财政等大权，落入重要乡绅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