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11/24页）

1845年后，三合会销声匿迹了。他们或者被轰轰烈烈的团练运动镇压了下去，或者从广州被赶到了广西。偶尔有孤立的地方性活动，直到1853年，广州城周围潜伏的社团活动才再次公开出现。

如果说1852年是农业的坏年头，1853年则是城市商业的坏年头。从1848年开始，广州就处于最严重的金融紧缩之中[100]。更多的脚夫、苦力和洋行买办失业；与此同时，农村那些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农民也感到租税压榨甚于以往。城市中的失业者与农村中的佃农开始加入三合会。他们注视和等待着某种未确定的东西。在厦门、上海及广州周围地区，三合会慢慢地确认时机到了，政治世界将要经历一次伟大的改朝换代。

由于感觉到了这些，叶名琛的官府在1853年初春试图散布英国人打算重提进城问题的无稽谣言。当局显然企图用对洋鬼子入侵的忧惧，作为春节期间采取治安预防措施的理由，并促使农村中的各阶级团结起来。但是已经太晚了。1853年4月26日，广州大街上出现了首批反官府的传单。到6月时，三合会已经在三角洲周围的村庄发动几次小的起义，而且发展到开征税课的程度。光天化日下的抢劫、绑票成了家常便饭。随着混乱的扩展，几乎天天都发生官民冲突。成群结伙的盗贼搅扰着东莞、新会、顺德、香山等县的大部分地区，日益逼近城市。广州城内恐慌蔓延。大米奇缺，囤积盛行，以致省政府不得不禁止米商再提高米价。到了10月，数以百计的三合会员出没于城郊，抢劫掳掠。省城似乎没有任何防卫力量。因为叶名琛一直害怕太平军会突然折回江西或福建而进入广东，所以他把广州一大部分驻军调到陈岭与梅岭的通道上。但是，感谢城市“管理”与团练组织的重建，大部分帮会已被赶走了。城郊变成了武装营地，到处是结实的路障、雇佣的治安巡逻兵、武装的房主。[101]

同月，广州城附近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虎门的职业赌徒和赌场老板与警察发生纠纷，因为后者要索取高于常例的贿赂。于是赌棍与老板同那时已占领了上海、厦门的小刀会的一个分支结盟。在同警察进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斗争之后，会员们终于进行公开的对抗。他们越过乡村，指向坐落在东江上的距广州75英里的惠州。[102]

叶名琛还没有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同惠州的联系就被切断了。粉碎叛军的尝试遭到惨败。不过，至少到11月份时，叛军似乎被遏制在惠州地区。如果不是东莞附近小刀会造反者的出现激励了好斗的宗族恢复抗税运动，秩序也许就重建了。这一次，那些比较贫穷的宗族与秘密社会结盟。叶决定杀一儆百，以免全省效法东莞县抗税的违法行动。1854年1月，他派广州知府前往东莞作一次特别旅行，就那里日趋危险的局势提出报告。知府建议采取严厉措施并着手逮捕和处死那些背离国教的宗族的成员。像以往一样，局势失去了控制。失去了管束的旗兵扫荡了整个的村庄：男人、妇女、儿童被杀，房屋被毁。痛苦、不满，民众的愤怒增长起来。[103]

一个名叫何六的走私者、秘密社会会员，点燃了导火线。他的兄弟在知府对石龙——坐落在惠州与省城之间——的清洗中被杀害。何六悲痛万分，他称自己是“悲伤的复仇者”，并开始招集一支由其他不满者和复仇者组成的队伍。1854年6月，何六在一个名叫刘英才的朋友协助下，集结他的人马攻打东莞县城。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三角洲地区其他秘密社团的首领都打出了造反的旗帜。红巾起义爆发了。[104]

十四

红巾叛乱

古书昭示我等，五百年必有贤者兴，彼超乎侪辈，为国家希望之所寄。明朝灭亡之后，数百年于兹。现正是出现一位拯救民族的英雄之时。

红巾军告示[105]

对当局说来，同时发生起义说明叛乱是事先筹划的——一个反对秩序势力的巨大密谋。[106]

咸丰四年四月（1854年4月27日—5月26日）红巾贼起。先是粤省莠民聚众拜会，其党分布各州县，约期皆反……其余啸聚党羽，私相部署者，不可胜纪。从逆者，裹红巾，服梨园衣冠，设将军、元帅、先锋、军师等伪号。官军麾帜用白，贼遂名之曰白兵。[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