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第4/7页）

思永是历史学家，在我家研究宋史。当时我父亲也爱好文史，他两个很谈得拢。常常在兰花丛中，安两个马架，或躺或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亲戚多，常从乡间送来的瓜果蔬菜，都照常送两份给梁家兄弟。减少他两家上街买菜的花销。4

那段岁月，我曾采访过梁思永先生的独生女梁柏有。那时她仅七八岁：

当时我们住在李庄的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分前院后院。院里有桂圆树花椒树。罗家住前院，我们家住后院。后来我们搬到板栗坳的茶花院。记得家里一屋子的头盖骨，很害怕。父亲成天在人头骨和各种陶罐之间敲敲打打，修修补补。

我母亲叫李福曼，是我大祖母李蕙仙的侄女。她是贵阳人，燕京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在北京协和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后就没再工作，主要是照顾我和父亲。我开始在李庄镇中心小学读书。后来读板栗坳的子弟校。生活怎么苦我没感觉到，应该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跟董作宾伯伯的儿子董敏、董兴一起玩。前些年董敏托我堂兄梁从诫从台湾带回一张照片，是当年板栗坳我们一群孩子的照片。有一张父亲在病床上的照片，胡子很长，样子很憔悴。记得病床上，他让我站在他床头背《史记》，背不出来，就让我自己去拿尺子来打手心。5

史语所的档案里，留下了贫病交集的梁思永高尚清正的背影：

弟不拟申请子女学校费用，谨将申请表等奉还。

弟之列名请求暂垫柴款事，确是欠斟酌，当时只注意于希望研究能够帮助境况特别困难的同人们解决燃料问题，但始终绝对没有要研究所为自己垫款之意，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项说明。

当今流行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那个年代，梁思永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仗义轻财，淡泊名利的典型。

搬到板栗坳后，梁思永虽只是室内伏案，但拼命精神仍不逊田野。石璋如曾这样回忆：

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6

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了三组的工作情况，并言及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7

梁思永与女儿梁柏有在李庄镇去板栗坳路上的高石梯。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梁思永就得了肋膜炎，到1941年病情突然加剧。当时他的妹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正在去四川的路上，当她们在广东祖父家里暂住时，收到梁思成从李庄寄来的信：

三哥（梁思永）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 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 may happen any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得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一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竟度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用英语写成的部分也就是最机密的内容，梁思成显然不愿让家人有更多的担心。

考古组主任李济兼任中博院筹备处主任，常住山下，考古方面的很多事都靠梁思永担着。梁的卧病对傅斯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942年4月29日，傅斯年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的信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