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第2/7页）

自1931年春季开始，小屯的发掘范围向东扩展到后冈，向西扩展到四盘磨，李济的意图是“由外求内”，先发掘小屯的四境，再探求小屯。后冈与四盘磨的发掘分别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两员大将主持。

后冈遗址，北临洹河，位于小河湾南岸的一处台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几米高的黄土壁，东北是一片河水沉积的沙滩，东南两面地势平坦。李济曾经写过， “1929年发掘小屯时，天天走过后冈，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势，遍布绳纹陶片，那时就动了掘它的念头”。1931年，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正式生效，田野考古发掘需凭执照才能进行。梁思永以“侯家庄西北冈发掘领队”的身份领到了我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那之前，中国境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进行的考古挖掘，遗址发掘都采用按照深度来划分地层的方法，缺少科学性。殷墟的首次发掘由董作宾主持，目标在于探求甲骨，他提出了“殷墟淹没说”。第二、三次发掘，即由李济主持。他也赞同董作宾的观点，误判地上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夏鼐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至李先生处……谈话中，我露出不满意小屯发掘的方法，李先生仰卧着，两眼直瞪着天花板，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又叹气说：‘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1这在当时情有可原。张光直曾指出，1928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够高。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搞发掘，仍是一大堆人站在探方里。梁思永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

1931年3月至5月，梁思永在后岗的发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梁思永还主张在发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站，吃住在工地，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作下一周的准备，以提高工作效率。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自此而生。

1931年秋天，梁思永转战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工地。此处遗址，是考古学家吴金鼎1928年途经城子崖意外发现的。他在断崖横面上找到一些陶片，并在随后的实地勘察中，发现了更多黑亮的陶片与石器、骨器。城子崖遗址的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经梁思永提出，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此次发掘有着较为明确的目的：“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做试验；第二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址更早的东方文化。”（《城子崖序》）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今日，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当时的创见。一本命名为《城子崖》的大型田野报告，1941年以梁思永、董作宾的共同署名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1932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工地野外发掘时突发疾病。开始只当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他在工地上来回奔波，不能稍离，病情未及时控制，高烧几日，遂转成烈性肋膜炎。等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时，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黏液。经加量用药和多方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妻子李福曼已怀有身孕，仍在梁思永的病床前日夜守护。直到年底梁思永才渐渐好转，但病灶却从此蛰伏在那个寒冷的早春。

梁思永（左）与梁思成在考古工地。

1935年，夏鼐曾跟随梁思永参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他回忆说：

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