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垒浮云 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第4/4页）

不过全书内一大部分，则是一方面参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个人人身经验，说明中国利用抗战而构成新体制的高层机构之情形。举凡《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忆田汉》、《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白修德》各篇都有对这题目发挥之成分。其重点则是“无中生有”。当日国军之军令、军政、军训、军需、军法全非旧式农业社会所能支持，当中种种捉襟见肘的情形，半世纪之前尚且不能公开道说，只是置身重庆、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贵州和昆明的人士应当有切身的了解。今日这最基本的史实，也不容我们属于左派或右派或前进或顽固可能倾倒或遮盖。当时很多人对国军的批判，大体忽视历史上之背景。刻下将这些详情公布，其目的尚不是掩过饰非。只因为中国近代史里的积极性不予以表彰，所写出的“历史”只有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其实这并非历史，而系作者本人对历史狭隘之反应。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夸的嫌疑。“旧业已随征战尽”的大标题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旧作，也难能避免批评。然则我既已早就说明我的历史观与个人的人身经验互为出入，中国历来的群众运动尚待将其积极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将自己年轻时参加这种群众运动之详细情形隐瞒的必要。何况文中还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级军官。在这卷首即介入缅甸战场之所见，则是树立本书风格，使读者体会我所说实践的意义，了解我研究历史时注重社会下层所产生决定性的力量之由来。虽说这几篇文字稚气在所不免，现在也不予更动，除了部队番号已据实提出之外，其他全部复制如当日之刊载。

至于我有机会写这样的文字，则因1944年驻印军反攻缅甸时，我和另一位上尉参谋朱景熊（亦即《8月14日》中的“小朱”，现在台北）同任前线观察员，多时随第一线部队出入前方，每日以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的名义以密码向重庆统帅部提出报告。《拉班追击战》是我任务之开始。前线观察员行动自由，不受部队长约束。朱景熊和我的报告，也无人检阅，径送电台，但具副本向驻雷多的副总司令备案。只是我们成为了高级将领的耳目，必须实践的对报告负责。也真料不到这一年多的工作，构成了我几十年后作历史从业员一种极严谨的训练。

当然的，战场上的艰苦与残酷不尽如这几篇能在战时大众刊物发表的轻松。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个阵亡的日兵，还如生前一样的坐在机关枪掩体之后，面上却黑黝着的盖满了苍蝇。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烧透过的阵地。还有几具直立在战壕内的尸体虽然脸上已烧得一团红黑，却仍因着眼眶与下颏留下的痕迹显示着最后一分钟吁天的情景。我也曾爬上被敌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战车，也真想不到，弹速如是之大，它们在一英寸半的装甲上所戳洞，竟像截洞机在纸上所截圆洞的完整，圆周全部光滑，内外的边缘也毫无残留多余的钢铁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着一个圆洞的内壁旋转，想像着当时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装甲兵称他们的战车为“铁棺材”之由来。不过这已与主题越说越远。除了在《为什么威尼斯？》流露了一些个人的情绪之外，这一切只能留在其他的地方发表了（假使还有此需要的话）。

阙德基先生所作《也谈“猛将阙汉骞”》以传统传记手法写出，和《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着眼于当日军令、军训、军需都未上轨道时各人挣扎的情形不同，但是两人能互相印证，也更正作者若干错误，兹征得阙先生同意附载并列，谨此向阙先生致谢。

最后我感谢各刊物的编辑先生小姐们，也珍重的体念到他们和她们让我抽出各篇出专集的好意。

1991年8月30日于纽普兹

10月16日校排后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