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垒浮云 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第3/4页）

我们旅行于其他的国家也不自觉的在有些地方沾染着某些高级市民的观感（因为旅行时总是受人服侍），同时又感到通货膨胀的压迫。平心静气的想来，则领悟到现代经济之展开具有孟子所说“独乐乐不若与众”的逻辑在，总之即是无可抵挡。至此《英伦鸿爪》一篇也可以与书中《摩天楼下的刍议》同时看去。过了时的社会价值不复成为构成国家与社会的纲领，前已言之。可是我们也还是希望人类精神上和伦理上共通的长处仍能保留，作为一般人处身立世的南针。因为所说已逾越于历史的范围，故曰“刍议”。

普通我们对着历时已久，与个人的人身关系较稀之事物容易作斩钉截铁的论断，有时甚至可以在三言两语之间说得义无反顾。及至提及与我人实际接触的事物，则不容易于是的处置，有时即在下结论之际亦免不了一再踌躇。在这些地方虽长期学历史的人不能避免。既知道自己有些弱点，则只有心存警惕。写轻松而无一定格式的文章则有一种好处，可以使作者和读者同时理会到思潮的线索与矛盾之所在。可是我发表这样的文字，当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劝说读者对我所说不要过度认真。而是与读者共勉，接受历史之仲裁。因为我有了一段从中国社会里实地体验以后又在外彻底思索比较的机会，深切地感觉到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不仅不能因个人情绪上的反应而取决，多时尚超过小范围内我们自以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断。《为什么威尼斯？》从长沙车站牵扯到缅甸丛林，又从威尼斯河上的红绿灯提及里昂教学的明烛，也是贯彻我历来的宗旨，将眼光放宽放大。有了大范围、长时间、远视界的历史眼光之后才敢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容再构成一种特权阶级。《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也保持类似的观点，其重点则在指出历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与“个人主义”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不企图用商业管制的方法代替过去以农业作主的管制方式。这样的法制能够付诸实施要在所有的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一经施行，则以私人资本为主体并且尽量保障其牟利的体制为资本主义，在内中渗入公众的资本，也借社会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财产的体制则为社会主义，两者只有相对的不同，无实质上基本的差别。至于完全不承认私人财产的权利，虽称为共产主义，只有“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三种实用上的形式。第一种见于初民社会，第二种由私人团体组织，却始终没有一个长久存在的例子。第三种形式见于苏联及中国大陆，现在看来，也只是非常期间经济动员的一种办法，不能长远的立足，否则不会引用今日的经济改革。

在我研究各国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以其能进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为转捩点。一般的在达到这局面之前，需经历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可是也有极少数的例外。1990年我们参加李约瑟研究所的第六届中国科技史会议后，去挪威、瑞典、丹麦巡行一周。书中也有两篇文字，记述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所见之外，涉及这三国的历史。这三个国家能避免上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由于她们能够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够在开发她们的资源时与外间各国的经济配合，如丹麦之全面以畜牧业代替耕种，挪威之开发水电，瑞典之利用木材与铁砂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们更感到地缘政治的重要。至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能如是，何以中东的国家有原油则不能如是，当中也值得考虑。又这两篇文字成稿之后，挪威极受人民爱戴的国王奥拉夫第五已逝世，王位由太子继承，瑞典放弃了不参加国际组织之宗旨，申请有限度地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书中叙人物的两篇《萨达姆》和《沙卡洛夫》可算与现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于我仍在不断探试将中国长期革命的史迹归纳为世界历史之一部的后果。既提及世界史，则不能只以西欧美国和日本的圈度为限。我希望读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识：彼此都相信今后很多待开发的国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对中国现代史所作结论之可能。这样的可能性对历史学家赋予相当之压力，一方面强迫他们扩大视眼，立即仓皇对付在本人专长之外准备得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又觉得无可推诿。要是我们所讲所说，对当前世界上发生的大问题毫不相关，则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最近《历史月刊》（1991年8月号）所作《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