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垒浮云 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第2/4页）

恐怕刻下不少的读者还没有想到，今日之中国不论是在大陆或是在台湾，也是由重新创造而产生。彼此得自满清的都很少。不仅在法律、军制、财政、税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与前朝缺乏联系性；又纵算在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调，这样的价值至今已只能作为私人操守之南针，已不复为组织国家与社会之纲领。如果本世纪的初年中国还是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迄至世纪之末已是“十年之后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以前全靠宗族邻里乡绅保甲以传统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国则已进入一个带高度竞争性的世界里，以国民经济的活力为衡量国运盛衰的尺度。以当中几十年内变化之大则可以想见改革过程中动乱程度之深。

在最近十余年内，我已经在各处用中英文发表，以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要是其间功绩不归于各个人，至少要归于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其所以如此，也还是当中有一个中国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这种说法时，我当然知道我没有实切的证据为凭藉。即以上诸人尚且未曾以上述的行动作为他们自己一生事业之总汇。那我岂不是替人作义务宣传而冒犯着一个平白招讨没趣的可能？

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申明：现代历史家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褒贬”。除了一些考据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证据。最重要的，他应能将已经发生的事迹，面对着现状，解释得两头合理化。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应当争取主动。因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争取历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们自己的立足点。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国历史里尚乏成例，在欧洲初期的现代史里却有不少类似的事迹，此间已不及一一叙及。总之则我多年的著作大都与这主题有关，当中一定有局部的错误，也容以后发现更正。这一体系之理论能够与读者见面则是每一册书内都能保持其前后之联系，各书间也能保持彼此之联系。换言之，我的“证据”即是在某种范围之内古今中外的事迹都可以穷极其因果关系，解释得合理化，也与刻下所述的改革衔接。计有：

⊙《万历十五年》，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一剖面，虽说所叙的为晚期，当中组织结构之纲领，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从春秋战国叙至明朝的登场，可是也仍引用现今改革后之立场作基点回溯前去。所以在“开场白”里提及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中国历史“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各篇曾在《中国时报》刊载。

⊙《资本主义与21世纪》，分述历史上其他国家作类似改革的程序，已在《历史月刊》连载，单行本筹备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放宽历史的视界》，大致以论文的方式从明清叙述到现今改革之前后。

⊙《中国的大历史》，将以上各书内容按时间的顺序综合。也加强了明清及民国初年的叙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学者，已由《历史月刊》及《民生报》连载。单行本预计明年成书。

⊙以上《万历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陆出的简体文字。《大历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筹备中，《放宽视界》之一部已曾英译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赫逊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陆版本。

本书也可以说是在正式论文之外提供了参考的线索。我认为读者需要了解中国在20世纪的长期革命时，不要忽视17世纪英国之经历的参考价值。这一点已由《怎样读历史》说明。即《克伦威尔》和《霍布斯》各篇也针对着当日英国发生的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提出了可供参考之处。

书中的《重游剑桥》、《英伦鸿爪》和《母后伊莉莎白》原系应《中时晚报》时代副刊的邀约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现在看来，也仍离不开一个教学历史的人所留下来的观感。我和内子因往英国的次数较为频繁，逗留也较久，更因着语言的方便，就有了一段稍微深刻的观察之机会，历来也钦慕这国家苦心孤诣地一意维持传统之性格。可是以最近的情形看来，此邦已愈像美国，伦敦也越像纽约。究其原因也仍是经济发展之所致。因之也回忆到1973年剑桥的人士辩论英国应否加入EEC（欧洲共同市场）时邻居人士抗议着：“英国要给欧洲大陆吞并去了！”（England will be swallowed up by Europe！）实际上现代经济愈展开，每个国家之独特形貌及作风必受国际间接触的关系而冲散减低，影响所及甚至以前之优雅恬静和社会上合法守礼的态度也可能随着而减退。这也可以看作过去英国人士坚持“光荣孤立”之一主因。反面看来，以前有这些优美的成分在，大体上也只有社会上一部分之人士才能欣赏，此因其带服务性质之事业尚未大规模的普及化，这样的事业只专重于质量而不及在数量上全面扩充之故。即此也可以想见其优美之代价大部由低层阶级单独的付出。更推而广之，中国近几十年来，过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治精神污染”的运动，又何尝不与类似的矛盾有关，只是提倡的人愈将实际的问题解释得抽象化，愈受意识形态的支配，愈走极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