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非黑非白的区域（第4/8页）

政府借高利贷运转这是很危险的，搞不好就会被民间资本绑架。

嘉庆年间，各地还不约而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地方财政经费的不足。

这样一帮临时工的数量，往往会超过那些正式编制人员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就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这帮人的工作职责就是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有时候打官司甚至能够打到皇帝面前。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朝廷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这种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就连耐心极好的嘉庆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不安中。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结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扯不断，咬不开。他自认为已经使用了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但是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传递到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

原因之一，侥幸心理弥漫官场。晚清官场之所以前腐后继，是官员的侥幸心理在其中作祟。因为与腐败官员的总数相比，落网者所占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的风险性又实在太低。两相比较，官员宁愿选择名利双收的阳关道。

原因之二，腐败成了晚清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为官员的主要生活来源。官员的乌纱帽是上级官员派发的，如果上级都能帮助其说好话，官员升迁的可能性就会大许多。同级官僚或者下属虽然不能直接派发乌纱帽，但如果吏部派人下来调查，同级官僚或者下属十个人有八个人说这个官员不称职，那么其升迁几率也会大打折扣。对于封建官场的官员们来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利益亲疏的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自己的上级领导，排在第二位的是同级僚属。如果官员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也没办法交好同级官僚。话又说回来，如果官员的乌纱帽都是捏在老百姓的手中，那么官员的利害计算就会发生根本性地转变。归根究底，导致官员腐败的核心在于朝廷官员们在使用公权力的过程中打破了“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官员如果在私人领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有可能导致公共福利的增加；换言之，如果将这种行为放在公共领域中，那么结果将会朝着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方向发展。作为晚清公权力的代理人，那些官员们手中的权力完全成为其表达并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这样一来，百姓的公共利益根本无从谈起。

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

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

“菜市场”逻辑

同样是官员自杀，发生在乾隆和嘉庆就有了异曲同工的格局。我们知道通过官僚集团内部博弈建立起来的制度往往是各方利益的代表，而不只是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表。同时这种“灰章程”一旦成为一种正式章程固定下来，就会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制度图式，以消除公共权力带来的规范性运用，它会助长官员行为的随意性。

官员的成本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人因时而异。写家书让妻子为自己筹钱买官的周昆山是深谙此道的，他进入官场的目的性很明确，我就是来赢取暴利的。所以他才愿意投入四千两银子后再追加三千两，不断地抬高自己的入市成本。也就是说边界有多高，他脚下垫起来的成本就会有多高，翻过成本边界是他的终极目标。但是对于那些不是用钱买官阶的官员，进入官场就是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