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异乡人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第5/8页）

不用说，阿丽萨（以及她的妹妹娜塔莎和诺拉）就是这种会走路、会写文章的活动投资对象。中国社会对待这种科举英雄或优等生的态度跟犹太社区极其相似，因此用不着多加解释。毕竟，这两种社会都是降虏文明的成功典范，习惯于把被人征服（被本国冒险家或冒险家集团征服并不会造成重大区别）视为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文明把保身避祸视为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融化在血液里，构成无须论证的前理解；把“当家做主”视为类似“好人上天堂”的彼岸世界特征，跟世俗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一般而言，优等生投资品享有特立独行的自由，尤其擅长破坏性理论分析。但社会协调能力和社区服务能力绝不是他们的强项。甚至可以说，他们非但不是英美社区领袖的等价物，反而是其对立面。后者的特长不是智力和书面知识，而是庸人的道德素质——正直、虔诚、诚实、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在兰德的思想体系中，敌视庸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她设计的精英创造者如此好战、如此自信，令人怀疑他们怎么可能长期厮守而不相互厮杀。在阿丽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斗争确实司空见惯。

安娜经常担心，女儿虽然聪明，却实在缺乏社交礼仪。但她似乎不明白，这正是她自己的培养或投资方式的必然结果。优雅、谦逊的举止是品质和经验的产物，只能在如鱼得水的社区生活中才能发育。书斋理论家的社交行为若非笨拙，则必然傲慢，或者兼而有之。即使修道士强调谦卑克己，他们的谦卑也会变成一种炫耀谦卑圣洁的另类傲慢。安娜指望阿丽萨多跟奥尔加交流，为的是改善阿丽萨的举止风度，但阿丽萨和奥尔加的友谊简直就是两位见习政治理论家的武林切磋。1917年学究政治流行以前，两个女孩的关系不过泛泛而已。这种辩论尽管能磨砺批判性智力和虚荣心，但却会削弱情景理解力和同情心。任何进化生物学家都会告诉你，智力的进化优势在于情景理解力，批判性智力至多不过是文明产生后的副产品。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擅长同情和理解是良好社交的正面资源，擅长炫耀智力则是负面资源。训练一个成功的理论家，无异于谋杀他身上潜在的社区领袖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他们身处帮闲不帮忙的位置，往往显得才华横溢，令人惋惜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然而爱虚荣的聪明人一旦当权问政，就会使人怀念有责任感的庸人。

用知识分子的标准衡量，新教社区领袖无疑全是土鳖。“里根经济学”这个名词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发挥嘲讽天才的产物，历史却让嘲讽反过来落在他们自己头上。如果历史学家没有挖苦这位总统对杰斐逊主义的解释，那也是因为他们更在意社交礼仪而非智力上的诚实。美国社会有一大特点：左派缺乏群众，右派缺乏知识分子。公认的右派知识分子大体包括三种人。第一种是外国人，他们对自己缺乏的东西怀有某种郢书燕说的爱情。第二种是外国人的本国学生，他们肯定不属于最聪明或最有野心的一族（虽然他们的外国老师多半属于这一族）。他们安于既不特别有利也不特别受人尊重的地位。公众善待他们，犹如善待出售冷门货物的售货员：不是因为看好这些货物，而是因为好人理应行为正当，不该歧视那些仅仅由于运气而非错误才赚不到钱的人。第三种是受不了其他左派的前左派知识分子，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反战派前朋友往往称他们为新保守主义者，造成了严重的标签混乱）充满了这一类人。他们的显著特征是，特别熟悉自己曾经信奉的左派理论及其弱点，在批判时表现出最高的才智（这恰好是西方左派的特征）。他们很少谈论自己积极拥护的东西，即使谈论也缺乏特殊的识见。的确，地道的盎格鲁新教保守主义是一种纯粹经验性的东西，在转变为文字的过程中几乎损失殆尽。如果有人非要总结不可，其产物就会是某种酷似基督教青年会劝善手册的东西。但如果有人轻视这种简陋的习惯，就会犯下人类在1789年以后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兰德日后能在美国扬名立万，跟美国社会和知识界的生态配置关系极大。她占据了客卿的位置，像罗马的蛮族将领一样保卫罗马。但你无法不发现，她在反对敌人时最强，支持朋友时最弱。兰德版本的美国个人主义总是多了某些相当于调味品的东西，少了某些相当于面包的东西。她的门徒大多是好奇求新的激进知识分子，而非成熟持重的有机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