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异乡人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第3/8页）

阿丽萨的文学生涯从十岁就开始了。像所有的文学新手一样，她这些小说都有几分自恋的色彩。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小说的主人公是英国人，故事充满了针对英国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伍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吉卜林（Kipling）和萨基（Saki，原名赫克托·休·芒罗[Hector Hugh Munro]）那种近乎玫瑰色的“英格兰品质”崇拜弥漫全书，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能让读者想到作者可能是外国人。这些作品如果放在《海角一乐园[8]》作者的名下，大概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起俄罗斯或犹太人那种挥之不去的阴郁、深邃的背影。即使在日后更加成熟的作品中，兰德这个特点也始终不渝。这是一个异乡人的作品，她的家园永远不在她生活的地方。她的认同指向她最缺乏经验认识的地方，因此总有一种强烈的平面感、油墨未干感。她的理想国始终是一个没有阴影、没有纵深的地方，观念的投影多，经验的血肉少。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童年时代的阿丽萨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思辨型”或“僧侣型”学生——他们成绩畸高，鹤立鸡群，不善交际，形单影只。他们越是在具体的生活中笨手笨脚，就越是喜爱抽象思维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所向无敌，以酣畅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现实的挫败感。他们不爱野草丛生的达尔文世界，只爱条理分明的柏拉图世界。他们总想用理想矫正经验，而不是用经验修正理想。典型的青少年激进派就是这种性格类型，而不是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地位。萨文科夫（Savinkov，1879—1925[9]）就是从这样的苗圃中产生的，他的英雄人物总是横刀跃马，斩断一切社会羁绊。兰德的个人主义英雄在理论上是萨文科夫的死对头，在气质上却是亲兄弟；他们都非常鄙视社会习俗和感情纽带，坚持用逻辑正确的利剑清除不合理的经验现象。唯一差别在于，兰德斩断的不合理现象是集体主义和庸人对天才的嫉妒。

阿丽萨从小非常喜欢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她似乎以某种方式预见到自己的命运。中国读者不太熟悉本书，因此不妨略加介绍。此书是功利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小册子的文学投影，集中嘲笑三种事物：小布尔乔亚社会的虚伪性、盎格鲁传统的虚伪性、基督教新教传统的虚伪性。主人公自然是一位新兴的医学科研人员，在科学精神和进步信仰的支持下，快乐地享受特立独行的优越感。毫无疑问，这种文学类型就是五四领袖人物的真正偶像。他们的理想一旦实现，就会是费边社的某种修订版：一个家长式管理的吏治国家，只不过统治者由善良的科学家取代。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中，路易斯·门肯（H.L.Mencken）一类人物只是英美社会的边缘人，这个社会的支柱仍然是他们的三大嘲弄对象。只有在这种社会中，进步主义者的德赛两先生和兰德的理性个人主义才能作为点缀而存在。

理性个人主义约翰·高尔特（《阿特拉斯耸耸肩[10]》主人翁）和霍华德·洛克（《源泉[11]》）主人翁）是骄傲的反叛者，不信宗教，鄙视传统，嘲笑庸众，仅仅忠于真理。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如果他们的推理结果跟社会演化（请注意是英美近代社会而并非美丽新世界）相悖（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他们就不仅不屑于虚伪的妥协，不惮于危险的对抗，而且热衷于集结志同道合的优秀人物，建立自己的理想社区。对五四以后的中国读者而言，这样的形象实在谈不上陌生。如果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激进地反对激进派，自己就会成为最合格的激进派。

当然，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每个文学青年和大学生的自我形象都是这样的。这个自我形象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没有任何挫败能动摇他们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难融入任何社会，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会。年轻的阿丽萨在斯托由宁学校是这样，年老的兰德在美国也是这样。“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上帝的光指引朴次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个体主义的信徒。不为宗师，便为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