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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出现使《纽约时报》读者遗忘了奥维尔·普里斯科特一样，新的剧作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也使读者遗忘了斯坦利·考夫曼，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忘了沃尔特·克尔。在克尔接替考夫曼担任平日版剧评人之后，《世界日报论坛》停办之后，不论是在百老汇还是在《纽约时报》社内部，人们都对《纽约时报》的这一个评论家享有的过分权力非常担忧。正是克尔建议《纽约时报》应该有两位戏剧评论家——一位为平日版评论戏剧，另一位每周为星期天的戏剧版写一个综述。克尔希望人们从长远观点来看待戏剧，自愿承担星期天版的任务，他在平日版的位置由克莱夫·巴恩斯取代。巴恩斯是个39岁的生气勃勃的矮个子英国人，尽管主要从事舞蹈评论达17年，但对戏剧也很有见地。巴恩斯有足够的精力，来承担芭蕾舞和戏剧评论两项任务。事实上，他一直坚持保留作为芭蕾舞评论家的职位，因为舞蹈是他最大的爱好，而且他想出了一个方案，既能看百老汇的第一场夜场，又能看芭蕾舞的第二场夜场，偶尔改变程序，像斯坦利·考夫曼一样，出席百老汇戏剧公演前的最后彩排。

多少有人希望，巴恩斯和克尔的组合将削弱戏剧交椅的权力，给读者提供关于戏剧的不同观点。但是，新的安排根本不是这样——它仅仅是把平时的亮点从沃尔特·克尔转移到克莱夫·巴恩斯身上而已。克尔的周末评论有时在首演一周后或10天后才刊登，而且它们也缺乏巴恩斯迅速评论的直接性。不论克尔在他的周末专栏中写什么，定论已经有了，《纽约时报》已经说过了。公众注意力转向巴恩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那更为生动和简明易懂的散文风格。自从离开《先驱论坛报》来到《纽约时报》后，克尔的风格中似乎少了一些棱角和灵气，就好像他一来到《纽约时报》就被日益增大的权力和可畏的责任束缚住了一般，这个大机构似乎在他肩上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然而，克莱夫·巴恩斯，并不像克尔一样在时报大楼的阴影之中工作多年。事实上，当他最初在伦敦被聘用时对《纽约时报》几乎一无所知。巴恩斯当时在伦敦的报摊上和英国出版社里经常见到《纽约时报》，但他见到的都是内容贫乏、给人印象不深的海外版，直到来纽约后，他才认识到《纽约时报》真正的影响力。

然而，因为对自己和周围环境都不太看重，巴恩斯便继续做他以前做的事，拼命地写很多文章，两手不停地敲打字机，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这种风格有即时的新鲜感。他的理智，似乎是明快地迸发出来，无意充当权威。巴恩斯机智灵活，这有助于他在《纽约时报》很好地完成他复杂的任务：巴恩斯没有像考夫曼那样，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批评一个剧，而是能够轻松对待，同时对两件事情迅速地做出灵活的权衡，有时在一句话中对一个作品既褒又贬，这样既不失诚实，又不伤害票房收入。评论百老汇出品的约瑟夫·海勒的《我们轰炸纽黑文》（We Bombed in New Haven）时，巴恩斯这样写道：

如果我被迫做出一个决断的话，我会将它称为一部任何一位好的剧作家都应该为创作它而感到自豪、任何好观众都应该为之着迷的坏戏剧。

在巴恩斯对两部哈罗德·品特的短剧，《茶会》（Tea Party）和《地下室》（The Basement）的评价当中，他写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请不要让我阻挠你去看戏的欲望，因为它们非常激动人心——这两场剧只是二流的品特。然而鉴于品特是自奥尼尔之后英语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二流的品特比任何其他剧作家一流的表现都要强。

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文化—新闻部还有一位评论家同样很受公众注意——一位名叫雷娜塔·阿德勒的年轻女士，芳龄29岁，黑眼睛，黑头发，一贯邋邋遢遢。她生于美国的迈兰，毕业于布林马尔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在1967年11月进《纽约时报》当电影评论员以前，她在《纽约客》报社工作了五年，写过各方面的文章——纽约迪斯科流浪艺人喧闹的生活，阿拉巴马州的民权示威活动，芝加哥的新左派集会，各种“漫谈”片断，偶尔也有对电影和书籍的评论，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对小说家赫伯特·戈尔德的作品进行的一次无情的解剖性评论。戈尔德先生要想在这个评论问世后继续当他的多产作家，就得显示他有超凡的决心了。阿德勒小姐本人看起来也是相当迷人的和温柔的，居然能够写出这种评论，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