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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纽约时报》的“书评”会把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合写的《又一个牺牲品》（One More Victim）送给《村声》的人来写书评，这令罗森塔尔和盖尔布既困惑不解，又极为愤慨。他们禁不住要怀疑，这是否出于八层的某个下属编辑恶意的幽默感。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一个书评编辑能很容易地实现他的意图：这位编辑了解评论家的根底，了解他们的文学修养、虚荣心和弱点，他们在对待某些作家、主题或政治哲学时的倾向。他仅仅是使某一本书与某一个评论家组合，来达到某种差不多是确定的结果。在马克尔担任最高领导者的情况下，这种导致令人不满结局的文学杂交游戏在星期日“书评”的下级是不可能做的：当时总要努力把《纽约时报》的重要人物写的书和《纽约时报》的朋友的书交给友好的书评家。但现在“书评”无疑已不想再遵循马克尔领导下平淡的旧模式了，而是追求更刺耳的风格，努力想造就一种更锋芒毕露的东西。约翰·西蒙，纽约文化圈里人人皆知的“坏约翰·西蒙”，回来为《纽约时报》撰稿，他与马克尔之间的矛盾已经无人再提。《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些引起读者抗议的书评，读者抱怨这些评论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偏见使一些书根本没有得到公正评论的机会（例如，西德尼·胡克对于迈尔·齐利格斯博士的《友谊和同胞相残：惠特克·钱伯斯和阿尔杰·希斯解析》[Friendship and Fratricide：An Analysis of Whittaker Chambers and Alger Hiss]的评论）。同时比起以往的评论，《纽约时报》现阶段发表的评论似乎都无缘由地恶毒许多（例如威尔弗里德·拉希德对威廉·斯蒂伦的《奈特·特纳的忏悔》[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的批评）。
关于罗森塔尔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书，是由一个最近加入“书评”部的年轻聪明的反传统主义者找亨托夫来评论的——他读过《村声》，在弗朗西斯·布朗不在时代理部门主任，是他把书交给亨托夫的，而且他也意识到这次书评可能会引起非议。虽然没有人对这位不明智的编辑表示任何抗议，但理所当然地在6354名《纽约时报》雇员中，他的未来前景就不会是最光明的了，而且他的学识和文学鉴赏力从此以后也会被认为一钱不值，就像平日版的评论家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命运一样，他曾以赞成的态度评论过《又一个牺牲品》。
弗里蒙特—史密斯，38岁，整洁而又豪放，曾在《村声》当了很长时间的书评家。他是俄亥俄安蒂奥克大学的毕业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念过研究生。他从《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起家，但后来于1965年调到平日版当书评人，承担起主要文学鉴赏人的角色，这个角色以前是由奥维尔·普雷斯科特承担的。在《纽约时报》，这个头衔显而易见是能成就一个人的，突然丢了这个头衔也就一钱不值了。奥维尔·普雷斯科特多年来一直是图书行业中令人胆寒的人物，是个独裁者。他赞许的一点头就能使你卖出1000本书，但当普雷斯科特的首席评论家的职位被弗里蒙特—史密斯接替后，半退休的普里斯科特仍在《纽约时报》和别处发表书评，可人们对他的评论再也不感到害怕或喜悦了。然而，承担起重任的弗里蒙特—史密斯，一时权倾天下：他的话被重印在出版商的广告上，他成了出版界的神，大内克[注：大内克（Great Neck），又译作“大颈”，是纽约长岛地区最接近曼哈顿的城镇。]女士们的文学导师。如同他的前任，弗里蒙特—史密斯通过为他人写书评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挣的钱比自己写书还多。更糟糕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写书。评论家把自己的好时光都用在静静地阅读他人作品上了，提炼出自己的品位，对同时代人提出更高要求，大多数评论家都既无时间或许也无勇气，去检验自己——他们的品位对他们自己也有坏处。评论家也知道，作为评论家，他会树敌，如果他冒险写一本自己的书的话，他的敌人将躲在旁边看着他自食恶果。
所以，《纽约时报》这位文笔优秀、胸怀抱负的评论家过的是一种令人厌倦的生活。他的选择将是走下他的宝座，不去冒险得到像他从前一样的那些人的怜悯，或试图在奥克斯之家谨慎行事，希望自己不会因管理者的变化而遭受不利影响，也不会与当代文学品位失去联系，不像普雷斯科特在他最后几年那样。普雷斯科特已经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喜欢传统的东西，似乎被60年代中期文学的盛衰所触怒，正是这些东西促使了他的继任者上台。目光明亮、锋芒毕露、精明能干的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知道最好不要把《纽约时报》人的书送给纳特·亨托夫评论，他才是克利夫顿·丹尼尔想要的那种现代评论家——多才多艺的记者，能写出有趣而又机智的评论，勤奋创业，当情形不妙时善于避开，或许在准备为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搞个书评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弗里蒙特—史密斯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没有把这本书当成向西方鼓吹其宣传价值的烂书加以轻视，而是热情地叙述这位斯大林之女在美国海滨的确精神饱满，安然无恙。在另一篇评论约翰·霍恩伯格的《新闻媒体》（The News Media）的专栏文章中，弗里蒙特—史密斯设法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尽管新闻界的批评是可取的，尽管缺乏有影响力的批评，但那种在《村声》上展示的特殊的新闻报道却不是答案。他写道，《村声》“看起来越来越有它个人的和政治上的私心，而且很可能是相反的影响”——这句话不会对他在办公室的前排位子有什么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