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第4/10页）

索尔兹伯里在1933年娶了一位他大约一年前在芝加哥认识的姑娘，他把这看作是他一生做出的不幸的决定之一。一年后他到了繁忙的华盛顿分社，主要是夜里工作。1942年他去伦敦报道战争，离开了他在纽约的妻子和儿子。与3岁的儿子分别时，索尔兹伯里是舍不得的，但他已经盼望到海外工作多年了，这是会成为许多记者一生顶点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所以他还是去了。即使现在，当时在英国生活的细节仍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在莱恩公园宾馆房间里的装饰，飞机俯冲的轰鸣声震得屋顶木瓦嗡嗡响，伦敦夜间戒严后在漆黑的街道上人们的沙沙脚步声。在他看来，伦敦再不会比这些危险的、富有魅力的戒严之夜更美丽了。当时他结交的一些朋友多年以后都保持着友谊，其中就有美联社的丹尼尔和合众社的沃尔特·克朗凯特。索尔兹伯里还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红十字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战后这位女士又到美国与他相见，使他原本已经复杂的个人生活更加复杂了。

1944年，在北非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后，索尔兹伯里被派往合众社驻莫斯科的分社，他开始报道苏联人对溃退的德国人的毁灭性打击，以及苏联人对苏联村庄和城镇的重新占领。1944年5月，他报道了在黑海边上的塞瓦斯托波尔陷入重围的2.5万名德国人徒劳地等候撤离船只的血腥场面：

不管朝哪个方向，只要你走出一两步，你肯定会踩着一具尸体……海岸上到处是德国人试图用来逃跑的小橡皮筏的残余物。数不清的纸片在沙尘中旋转——通行证、军事文件、信件、明信片……苏联救援人员蚂蚁般地涌进战场，从被击毁的ME-109和FW-190飞机以及卡车和坦克上挑出有用的零部件。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本身成了一片瓦砾。我驱车在大街上走了90分钟，发现只有五处建筑尚可居住。市长瓦西里·耶特里莫夫估计，战前的10万人口现在只剩下了1万人。我这一路只看到30个人……

战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纽约，回到了妻子身边，换了一个新工作，当合众社的国际新闻编辑。他承认，这场战争促成了他的逃避行为，现在他希望适应家庭生活。1947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使他和妻子之间有了一丝新的亲密感，但仅仅是暂时的。这段时期的大部分他都是紧张的，他在伦敦结识的那位女士来到了纽约。他想退出合众社去《纽约时报》工作，但没有机会。他不愿接受《记者》杂志或《时代周刊》为他提供的编辑职位。他在私人生活上的优柔寡断，他职业生涯中的挫折，战争的结束，婚姻的终结，他日常生活整体上的不幸，使他到了根本不能工作的地步。他认为自己得了焦虑性神经官能症。一天，他进了佩恩·惠特尼精神科诊所。

多年后，他的一些朋友指出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极度消沉的时刻，同时表示敬佩他在逆境中奋起并在今后一生中仍会碰到的逆境中继续奋起的能力。但索尔兹伯里总是把这些赞美当作戏剧性的夸张而一笑了之。夸张，是那些希望轻易得出结论的人的逻辑。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一生是起伏跌宕的，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缓慢的、稳步的进程。他断定，他的紧张时期不是精神崩溃，而是一个重新评价和重新考察自己的极好机会，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能周期性利用的东西。后来他在《纽约时报》崛起之后的岁月里，他得知有些人害怕他，不喜欢他，或者认为他工于心计。这些舆论不会使他太上心，只是使他惊奇，因为他自信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别人因为他太自信而不喜欢他，好吧，他的确很自信。1960年，当他发自阿拉巴马的关于种族歧视的报道被卷入一起大的诽谤案时，《纽约时报》的一些人暗自高兴，认为这会给他一个教训，但《纽约时报》通过上诉打赢了这场官司。当索尔兹伯里怀疑一位来自上流交际圈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时，一位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感到很震惊，但是当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被《堡垒》（The Ramparts）杂志进行最具有揭示性的曝光之后，这位年轻记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64年当克利夫顿·丹尼尔任命索尔兹伯里为主编助理时，索尔兹伯里并不感到惊奇（“如果他不这样做，我倒惊奇了”）。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索尔兹伯里感到意外。他很少承认自己的弱点，把别人对他性格的真知灼见视为戏剧性夸张而不屑一顾，似乎不可能伤害他的感情，或者使他陷入一种能展示出他真正个性的自我怀疑的状态。他似乎总是忙忙碌碌，总是一心想着在《纽约时报》的工作，然而也偶尔显示出他敏锐的观察力：“我喜欢你走路的姿势，也喜欢你在房间里四处看的样子。”有一次他对一个他不很了解的年轻记者这样说。但《纽约时报》里没有人敢说了解他，所以他们留下的是未经证实的说法。或者他们能通过他的工作对他了解一点，但这是不容易的。正如索尔兹伯里1961年在他——背景设定在苏联，然而现在看来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小说《北巴尔米拉事件》（The Northern Palmyar Affair）当中所写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