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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对这些报道很入迷。他把大地图铺在地板上，找出战事发生的地点。10岁时，他自己写了关于这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开头是“整个欧洲都骚动起来……”。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早熟的学生，12岁时小学毕业，16岁时中学毕业。因为比他的同班同学小两岁，他老是待在同代人的圈外，几乎所有和他一起长大的犹太朋友都被迫辍学去工作了，这样索尔兹伯里便用更多的时间来读书。他的家里摆满了书，他还写诗歌和文章，其中一篇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文章还在一个地方历史学会获了奖。他加入了男童子军，获得多次奖励，使他成了一个鹰谊会会员。他特别喜欢长途徒步旅行和夜间野外宿营。起初没有枕头他睡不着觉，但他训练自己，到后来反而有枕头睡不着觉了，这是他学会放弃的许多让他舒服的小习惯之一。

虽然索尔兹伯里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他的祖父索尔兹伯里医生却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普救教会的领袖人物，该教会现在已经同一位论教会合并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加入的这个教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哲学。普救主义者反对严格的教义，倡导一种宽容而自由的态度，要求其成员也要从他人的角度对待问题。这对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是健康无害的建议，但当这个人在20年后的冷战和麦卡锡时代在苏联当报纸记者仍然持这种态度时，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从一开始索尔兹伯里就是个当记者的料。他有许多记者应具备的品质。他非常腼腆，但又非常有好奇心，记者工作是克服前者、满足后者的完美工具。在明尼苏达大学，索尔兹伯里当了校园报纸的编辑，稍微活跃了一点，他成了当时被叫作“尼古丁大战”的中心人物。大学校长在图书馆的前厅发出了禁止吸烟的最后通牒后，索尔兹伯里派他的记者去检验这条法律，不顾禁令吸烟，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后来他还派其他记者去记录在图书馆看门人和被赶出去的吸烟学生之间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对话，索尔兹伯里本人后来还亲临现场。当然，这些对抗为索尔兹伯里的报纸提供了生动的素材，但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这让1930年他在大学被中止了学业。这次事件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激起了大学生在校园里的示威，但索尔兹伯里受到的开除处分却长达几个月没有撤销。合众社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分社采访了这次事件，在此时期给索尔兹伯里安排了一项工作，这是他在职业记者生涯上迈出的第一步。

索尔兹伯里为合众社工作了近20年，辗转于从圣保罗到芝加哥，从华盛顿到纽约，到伦敦、开罗、莫斯科100多个城市，迅速地去报道新的灾难，起草电讯，应付最后发稿时间，忙得似乎自己已经不复存在。他成了一个酷爱行动的人，投身于不安静的代理人的竞争世界，竟不清楚他自己现实的个人问题了。他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一心只想着新闻，搞到新闻，写新闻，迅速地写，索尔兹伯里在合众社的早期日子尤其是这样。合众社既无人力也无金钱去和规模更大、财力更雄厚的美联社进行平等的竞争，所以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合众社的人不得不跑得更多、打字更快，在合众社内部出现了一个现在仍然很小的国际服务中心，有一帮特殊类型的记者：这些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为了取得经验和冒险机会情愿少得报酬多干活。他们是一班开支不多的小伙子，冲进城里，雷厉风行做事，然后又急忙赶下一班飞机离开。在这个集团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一颗明星。

索尔兹伯里喜欢长时间地工作，拥有非凡的精力，他也喜欢激情和策略。在黑社会凶杀的日子里，他在芝加哥撰写有关阿尔·卡彭的报道，采访他的逃税案。一天在合众社的分社，索尔兹伯里的一位记者朋友，从他在匪徒中安插的一个眼线那里得到秘密消息，得知有人要暗杀芝加哥的市长托尼·杰马克。合众社的分社得益于这一帮助，迅速做好报道计划，安排好专用电话，设定抢先发表新闻的暗号。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去通知市长或警方。然而，这个事件当时没有发生，这个得到线索的记者被搞糊涂了。当他陪同罗斯福总统在迈阿密旅行遭枪击后，这位记者的糊涂又变成气愤了，“这帮杂种欺骗了我。”这位记者说，坚持认为凶手暗杀的目标是杰马克，不是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