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9/17页）

唯余一奴一矢在焉。（王）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余，曰：“惜尔，不得杀，但生将尔见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额，抱马退走，至营而薨。[82]

王雄阵亡对周军士气打击极大，直接导致主帅宇文护下令撤退。斛律金、光父子对游牧族的骑射技艺极为推重，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他还经常命子孙骑马射猎，并亲自检查其射击猎物的手法。这种对骑射技艺的坚持，和前述骑士下马作战的战例，都表现出当时北朝骑兵技艺、战术形态的灵活性和多样化。在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代短短三十年间，战争之激烈、战略战术之丰富，要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其他政权。究其根源，这一代将帅都是从北魏末的六镇之乱中锻炼崛起的武人，军事素养和经验较高。经过这一代人才走向了隋唐的统一辉煌时代，并非历史的偶然。

第四节 游牧族对骑兵冲击战术的适应

汉代以来，中原为对抗游牧族的骑射骑兵而开创了骑兵冲击战术，但到4世纪冲击战术完全发展成熟（以马镫出现为代表），却使得北方民族获得了对中原军队的压倒性优势，他们借助骑兵入主中原，由此开启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这是骑射时代匈奴人从未企及的成就。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历史的悖论，但它不是单纯的军事技术移植问题，更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单兵战术，冲击比骑射给骑手带来伤亡的风险更大，尤其是冲击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匈奴帝国的松散政治形态，使其难以强制骑士们采用这种战术。而后世游牧族运用冲击战术，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单兵层面，游牧族骑士参与中原战争，学习并掌握冲击战术；（二）组织层面，摆脱基于部落联盟的分散权力结构，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权体系，尤其是专业化的军队，即游牧族权力结构的中原化。

这两个层面的过渡所需时间却很不同：单兵战术的转换并不复杂，因为冲击比骑射对骑手的技术要求低，游牧族骑兵进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能很快完成这种转换；但游牧族自身的权力结构转换，则涉及其部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诸多深层因素，往往难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一蹴而就。这就造成了自东汉至三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游牧族骑兵在被纳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战斗力极强，甚至超出中原本土骑兵；但当游牧族本身与中原政权作战时，却大都遭遇失败的结局，或至少难以入塞占领汉地，而只能短暂再现冒顿帝国与西汉对峙的形势。到西晋末期，内迁游牧族在社会、政治结构层面完成“中原化”转型之后，才取得了对中原军队的骑兵优势，从而进入十六国时代。

下面就依时间顺序，分别讨论游牧族骑兵在中原接受冲击战术的过程，以及游牧族自身中原化进程与骑兵战术转型的关系，并由此探索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深层原因。

游牧族自身的中原化历程和军事转型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中原政权就习惯从林胡、楼烦等草原游牧族中招募或强制征发骑兵。[83]楚汉战争中频频见诸史籍的骑射“楼烦将”也显示了这种风习。这些加入中原军队的游牧族骑兵，或属于自愿雇佣性质，或出于被征服而强制服役，本书概称为“游牧族仆从骑兵”，他们自然要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与战术。

西汉之后，游牧族仆从骑兵也要同步接受正在完善之中的冲击战术。东汉初为刘秀立下汗马功劳的幽州突骑，《后汉书》中有多处记载，但只有极少处提到其中有乌桓骑兵，如建武三年（27年）吴汉指挥对苏建的战斗，吴汉麾下有“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当双方列阵完毕，“汉躬被甲拔戟，令诸部将曰：‘闻雷鼓声，皆大呼俱大进，后至者斩！’遂鼓而进之”[84]。汉军由此一举击溃苏建武装。可见在吴汉的严令之下，这支乌桓骑兵采用了直接冲击的战术。东汉末的中原割据势力，普遍都使用乌桓（乌丸）等游牧族仆从骑兵。[85]

和游牧族战士在中原学习冲击战术相比，游牧族自身的集权化（中原化）历程要缓慢得多。东汉末的混战中，中原对边地控制力削弱，乌桓蹋顿兼并了塞外诸部族，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对东北沿边诸郡形成威胁，“边长老皆比之冒顿”。从这个比喻来看，蹋顿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冒顿匈奴帝国的再现，其军事特点应当是以骑射为基础的袭掠，战术和政权结构都与中原差距较大。所以当曹操的正规军对其发动突袭时，“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几乎完全是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经典战例的翻版。被俘乌桓人则迁入塞内成为曹操政权的仆从骑兵。[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