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19（第5/16页）

维多利亚公园大变样了。工人们整个周末都在忙着搭帐篷，布置展台，摆放椅子，每棵树上都挂满了横幅和垂下来的三角小旗，每个摊主都支起了桌子和展览品。弗洛伦丝有好多事情要做，于是去找协会的梅茜太太。拉尔夫和我穿过一堆头上垂着的三角小旗，终于找到了他要演讲的帐篷，那是最大的一个帐篷，“里面最少可以容纳七百人！”正在摆放椅子的工人们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比我以往演出过的一些音乐厅都大。工人的话让拉尔夫脸色苍白，他又找了个长凳坐下看了一遍演讲稿。

在那之后，我抱起西里尔在会场里面转悠，四处看着吸引我的东西，和每个我认识的女孩打招呼，看到快掉下来的桌布、快裂开的盒子或者没放好的花篮就去帮着弄好。每个你能想到的慈善组织还有千奇百怪的协会都派来了演讲者，布置了展台，有工团主义者、妇女参政论者、基督徒科学家、基督徒社会主义者、犹太社会主义者、爱尔兰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素食主义者……“真是太棒了！”我走着走着，听到不少朋友和陌生人都这么说。“你以前见过这样的场面吗？”一个女人给我的帽子系上一条绸带，我把它系在西里尔的罩衫上。人们看到他身着社会民主联盟的颜色，笑着摇了摇他的手说：“你好啊，同志！”

“等他长大了，他会记住这一天的吧！”一个男人摸了摸西里尔的头，给了他一便士。然后他直起身来，看着西里尔闪亮的眼睛说，“我们都会记住这一天的，是吧……”

我想他是对的。我曾对安妮和雷蒙德小姐抱怨过这繁重的工作，我坐在那儿缝旗子和横幅的时候也不在乎针脚缝歪了或者绸子沾上了油。但是当公园里的人越来越多，阳光越来越强烈，一切色彩都变得更为明快，我发现自己正着迷地看着四周。“如果有五千人来，”弗洛伦丝头天晚上说，“就很不错了。”但是当我在公园里转悠，走到一块地势高一点的地方把西里尔抱在肩上以便用手擦擦额头上的汗时，我看到今天来的人是我们预期的十倍——好像东伦敦的家家户户都聚集到维多利亚公园了，人们心情轻松，态度和蔼，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我想他们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社会主义，也是为了晒太阳。他们在小摊和帐篷之间铺上毯子，坐在上面吃午餐，和自己的恋人或者宝宝躺在上面玩耍，把树枝丢给自家的狗。他们也会听小棚子里的演讲者，有时点点头，有时表示反对，有时对着小册子皱眉头；有的人在名单上签字，有的从口袋里摸出几个便士捐给某个组织。

当我站在那里看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路过，带着几个孩子，挨着她的裙子——是弗赖尔太太，秋天里我和弗洛伦丝一起拜访过的那位可怜的缝纫女工。当我叫住她，她过来冲我笑笑说：“我也加入工会了，到底是被你们的人说服了……”

我们站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她的孩子拿着太妃糖衣包裹的苹果，举起来给西里尔舔。然后传来一阵音乐声，人们都开始窃窃私语，翘首以盼。我和弗赖尔太太站在一起，把孩子抱起来观看工人的游行——一群男男女女穿着各行各业的服装，举着工会的横幅、旗帜和花朵。游行的队伍走了半个小时才结束。

游行结束以后，人们开始吹口哨、欢呼并鼓掌。弗赖尔太太哭了，因为她邻居的大女儿也走在游行队伍中，扮成了一个火柴工厂的女工[64]。

我希望弗洛伦丝在我身边，于是不停寻找她那深紫色的外套和雏菊，但是我看到了每个来我家做过客的工会成员，就是没有看到她。最后我终于在演讲的帐篷那里找到她了。她整个下午都在那儿听演讲。“你听说了没有，”看到我，她说，“有人传言埃莉诺·马克思要来，我不敢离开帐篷，怕错过她的演讲！”原来她早餐以后什么都没吃，我跑去一个小吃摊给她买了一袋螺肉和一杯姜汁汽水。我回来时看到拉尔夫坐在她旁边，不停地流汗，还在拉领子，脸色苍白无比。帐篷里的凳子都坐满了，还有人站着。天气十分闷热，每个人都躁动不安。有个演讲者刚发表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观点，被台下喝了倒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