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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在柬埔寨雨居寺的经文洞窟也发现了同样的布置。”宋汉城答道。

长老指着洞窟前方用油灯和薰香供奉着的一块平展的碑石，对直子和宋汉城说道：“这块十四世纪的尼瓦尔文碑石透露了圣寺的过去，它记载了一三四六年占领比哈尔和孟加拉的突厥苏丹伊利亚斯·沙阿对加德满都谷地的两次入侵。当时这个憎恶偶像崇拜的君主捣毁了斯瓦扬布佛寺、大金庙等尼泊尔佛教寺院。原先居住在加德满都盆地坦帕的释迦族人为避免祸乱，迁入了圣寺所在的山区。族中长老为保护隐修佛典免遭灭顶之灾，此后更派出部族的一支随同其他避难的印度佛教徒向东方流徙。这就是拉瓦纳寺和雨居寺经文石窟的由来。当时的长老会议决定将圣寺石窟和石板经文掩埋于沙土之下，并任命了三个传承者，重新恢复了口耳相传的古老传统。”

“山区的释迦族一直保存着隐修教义？”

“具体历史已无从查考了，宋先生。但佛陀的弟子中，很多人就出自释迦族。佛陀出家力行苦行期间，他的父亲净饭王便在亲族中选派了陈如、阿说示、跋提、十力迦叶、摩诃男拘利五人伴随他，这五人成了早期的五大弟子。佛陀悟道后几次返回故国时，又有很多释迦族人随他出家。从血缘关系上来讲，阿难、阿那律和提婆达多都是他的堂兄弟，罗侯罗是佛陀之子。因此，如果在正统部派佛典之外还存在隐修教义的话，奉行佛陀教法、深得佛陀‘苦集灭道’四谛和‘十二缘起’真髓的释迦族人难道不是最好的传承者么？根据这个部族的传说，在马拉王朝开始在尼泊尔强制推行种姓制度期间，后代的三个继承者发生了分歧。代表正统僧侣的释迦族后裔随后迁回了加德满都，以释迦种姓而成为世袭的寺院看管人，但他们被剥夺了成为佛教出家僧侣的资格，很多人改宗信仰了印度教。而赐姓释迦的释迦族金匠后裔则继续留在山区守护着圣寺，他们成了商人或者金银匠。”

“那么，圣寺以及这些石板经文的具体年代已经过考证了吗？”

“这是段漫长的历程，从史梯德先生第一次寻访到这个山村和石寺旧址，到它最后被发现，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高木繁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来到山村后，就开始记录这个部族的口传佛典。按照传统，释迦族的后人也指定了三个长老来记诵佛典，然后代代相传。在将这些经文整理、记录为文字的过程中，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这个古寺遗址可能就是族人所传说的圣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高木繁护恢复了与圣典会的联系，并在共同约定守护这个遗址的前提下，开始了秘密的研究和勘察工作。此时，圣典会只是协助高木繁护进行佛典的比较研究，并未涉及旧寺遗址的考察。说是古寺，当时在地面上只是残存着一些废墟残迹而已，大部分洞窟已被砂石深深掩埋。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当时尼泊尔政府的限制令，只能决定延后考古发掘。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村佑行在这个山村寻访到大髻智长老后，发掘工作才真正开始。中村后来带着小坎宁安先生以及毕莱博士一同来到了山村，他们设法取得了尼泊尔政府的正式许可。此后的工作历经数年，一直到前年，他们才将这个公元前一世纪的洞窟古寺完整发掘了出来。在地窟里，他们找到了真正的梵文石板经文。

小坎宁先生随后负责考证碑石和同时出土的其他器具文物的年代。他将样品带回剑桥进行了碳-14鉴定，证实了这个古寺遗存的年代与碑文记载大体符合。而中村则着力进行碑文的拓印、勘正和比对，这需要展开大量的研究工作。在获得了文物鉴定和碑文比对的双重证据后，他们共同确认了圣寺石板的存世年代，而且所载经文就出自融合了早期隐修佛典的雪山部派。

圣寺地窟的石板经文中，有一块就记载了当年刻制石板经文之事：上座部雪山部派长老与隐修部派长老于公元前一世纪曾有一次秘密结集，正是这次结集后，两个部派开始融合了教义。僧侣们开始建造圣寺、石窟，并刻造石板经文。

这时，长老已将他们引到了那块碑石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