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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解释为什么吗？”

格里高利耶夫沉浸在告解的舒畅情绪中，再次忘了自己身陷险境，竟露出了优越的微笑。

“他太感情用事了。”他说，“事后，第二天，我躺在爱芙朵琪亚身边，和她讨论这件事，我问自己：教士和那个欧斯特拉柯夫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兄弟？是老同志？他们带我去见的这个伟大的人，这么有权势，这么神秘——他在世界各地策划阴谋，施加压力，讨论特殊行动。而当我，格里高利耶夫，和他坐在一起，谈着某人的疯女儿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读着他最私密的情书。我告诉他说：‘同志，你告诉我太多了。我不需要知道的事，就别告诉我吧。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但他告诉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当那个女孩的朋友。这样你就是我的朋友。他父亲坎坷的一生对她造成很坏的影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她高谈自由，却根本不管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她是受资产阶级幻想毒害的牺牲者。她满口都是不适合年轻女孩的下流言语。她活在谎言的世界里，完完全全疯了。但这不是她的错。’然后我问他：‘长官，你见过这个女孩吗？’但他只对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成为她的父亲。她的母亲也受过很多折磨。你一定能体会这些事。在最后几年，她变得愤世嫉俗，甚至支持女儿的反社会幻想。’”

格里高利耶夫沉默许久，令托比·伊斯特哈斯很欣喜地歇一口气，因为格里高利耶夫花了几个小时谈论卡拉对那位小姐的安排，已经让他头昏眼花了。

“我觉得他仰赖我。”格里高利耶夫又开始叙述，“我觉得他不只隐藏了事实，也隐藏了情感。”

格里高利耶夫说，当然还有些具体的细节要了解，教士都一一详述。管理那家疗养院的是一个白俄女人，修女，原本是在耶路撒冷的苏联东正教团体服务，是个心地很好的女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太政治取向，教士说。这个女人在巴黎与亚莉珊卓会面，陪她到瑞士去。疗养院有说俄文的医生。这个女孩因为母系血统的关系，也能讲德文，但常常不愿讲。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偏远，所以选择了这家疗养院。汇到图恩银行的钱足以支付疗养院的费用和每个月高达一千法郎的医护费，此外，还可以支配格里高利耶夫新生活所补给的秘密津贴。如果格里高利耶夫觉得需要，还有更多的钱可以提供；他不被允许保留任何账单或收据；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有欺骗的行为，教士很快就会知道。他应该每周探访疗养院，支付账单，并亲自了解那个女孩的情况；驻波恩的苏联大使馆会得到通知说，格里高利耶夫被赋予秘密工作，因此可以享有某些弹性。

接着，教士谈到格里高利耶夫与莫斯科联系的问题。

“他问我：‘你认识信差克拉斯基吗？’我回答说，我当然认识这个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都会到大使馆一次，有时候还来两次，都是和他的伙伴一起。如果你和他交情不错，他可能会直接从莫斯科帮你带一条黑面包来。”

教士说，以后，克拉斯基每周四到波恩时，会在傍晚私下与格里高利耶夫接触，不是在格里高利耶夫家里，就是在他大使馆的房间里，但最好是在家里。克拉斯基来不会讨论任何机密的事，只会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个信封，里头有他在莫斯科的姑妈写的私人信函。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按照指示，在特定的温度下，加上三种在一般市场很容易取得的化学溶液——教士说出三种化学溶剂的名称，格里高利耶夫此时一一复述。教士说，如此一来，信上就会浮现文字，告诉格里高利耶夫下次探访亚莉珊卓时该问哪些问题。在与克拉斯基会面时，格里高利耶夫也要交给他一封给姑妈的信，信中详述妻子格里高利耶娃的近况，当然，事实上是向教士报告亚莉珊卓的近况。这就是所谓的文字密语。以后，倘若需要，教士也会提供给格里高利耶夫秘密通讯器材，但在目前，只用给格里高利耶夫姑妈的密语信就可以了。

然后，教士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张医疗证明，署名的是一位知名的莫斯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