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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还是找了一个纸袋,把已经撕得粉碎的这些物件碎片放到袋子里,再把它摔出窗外,看着它落入中庭里的一堆堆垃圾当中。然后,躺回床上伸了伸筋骨,看着黑暗的时刻一点一点地逝去。有时他觉得自己很勇敢,有时又觉得自己很胆怯,胆怯到必须要将那把指甲刀紧握在手掌心,好壮点胆。有一次他打开电视,希望看到妙龄少女的体操表演,但却看到画面上是国王正告诉他那些兴趣盎然的孩子们:旧秩序是没穿衣服的。后来,半醉半醒的斯派基从国家酒吧打了一个电话进来,尼基开始握着听筒不放,一直到老斯派基进入梦乡。

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他情绪达到最低潮的时候,尼基才想到要去英国大使馆寻求外交协助。这种突如其来的怯懦,令他十分恼火。“要找那些马屁精?!”他责问自己,“那些把父亲遣返波兰的人?我连托他们带一张艾菲尔铁塔的明信片都不愿意呢!哈瑞。”

况且,她也没要求他这么做。

第二天一早,他穿戴整齐,似乎准备从容就义。身上的西装是他最好的一套,母亲的照片就在衬衫口袋内伴随着他。

不论我在何时翻看尼基的档案,或是在他六个月的所谓“巅峰期”接待他的时候,这就是我眼前所看到的尼基·蓝道。而这六个月是他在签下另一份官方秘密文件之前,乐于一再回味的光荣时日。

我仿佛见到他满面春风地踏上莫斯科的街道,手上提着那个金属制手提箱。手提箱内放着什么东西,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他只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他是如何看待我?——如果他曾想到过我的话——我则连想都不敢想。而我曾爱过的但又辜负了的汉娜,则一定毫不犹豫地认为:“又是一个表面乐观而内心实无希望的英国人!”她定会怒气冲冲地说。恐怕这些日子里,她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耐心已经去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