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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你如此肯定？”理查问，显得很通情达理，兴趣盎然。他依旧用烟斗杆轻击下嘴唇。

“因为风，”西吉尔说，完全是在总结陈词，“天寒地冻，狂风大作。当我在五号营地上方遇到他们的时候，待在山脊线上，就已经让人受不了了。再往上靠近六号营地的地方，海拔将近8000米，向上是裸露在外的东北山脊，那儿海拔更高，要不就是光秃秃的山壁，再走下去就意味着找死了。他们根本不可能爬得那么高，迪肯先生。毫无可能。”

“你带着极大的耐性回答了我的问题，西吉尔先生，”理查说，“我诚心向你表示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或许可以令布罗姆利夫人释怀了。”

西吉尔闻言只是咕噜一声，然后他瞧着我。“你在看什么，年轻人？”

“那面墙上的红色旗子，就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我直言，一边指着西吉尔身后，“还有红旗子上白色圆环里的符号。”

西吉尔盯着我看，那双蓝色的眼睛冷若冰霜。“美国来的雅各布・佩里先生，你知道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我说。在哈佛大学时，我对很多梵文和印度河流域文化有过涉猎。“这个标志来自于印度、西藏地区，和其他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文化，意思是‘好运’，有时候也表示‘和谐’。我想，这个标志用梵语来念就是svastika。据说，印度古老的庙宇中到处都是这种标志。”

此时西吉尔直勾勾看着我，仿佛我在嘲笑他，或是在嘲笑对他来说某个非常神圣的物件。理查点燃了烟斗，看着我，但一言不发。

“在现今的德国，”西吉尔终于说，薄唇几乎动也不动，“我们都念swastika。”他用听上去是英语的字母念给我听，“这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的光荣象征。这个党派，还有那些照片里的那个男人将会成为德国的救世主。”

我的视力挺好，不过还是看不清“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谁。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红色旗子下面的墙上挂着两幅非常小的带相框照片，此外角落里还有一面卷起的红旗，升到了旗杆6英尺高的位置。我估计这面旗子和那两面悬挂在墙上的旗子差不多。

“过来。”布鲁诺・西吉尔命令道。

所有人——那些德国人，也包括赫斯，坐在桌子对面、西吉尔身边的光头男人，巴赫纳，我们这面的所有登山者，然后是依旧抽着烟斗的理查，都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都跟着西吉尔走到那个角落里。

那条隔开这片小角落纪念区域的绳子就是一条普通的四分之一英寸粗的登山绳，被刷成了金色，两端系在两个小柱子上，就是在豪华餐厅入口，餐厅领班用来勾住天鹅绒短绳子的那种柱子，而那片区域就像一片临时搭建起来的圣坛。

有一个男人出现在那两张照片里，所以，据我估计，这个男人，还有这个使用万字旗的社会党就是“德国的救世主”。在红旗下面、靠右边墙上的照片是这个男人的独照。从远处看，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查理・卓别林的照片，因为此人鼻子下面也有一撇可笑的小胡子，可此人并非卓别林。这个男人有一头深色头发，中分，还有一双深色的眸子，眼神热切或者说“狂怒”地看着照相机或摄影师。

左边的照片里也有这个男人，他和另外两个人站在一个地方的门口，我认得那就是这间啤酒馆的门口。另外两个人都穿着军装，留着查理・卓别林式小胡子的那个人则穿着宽松便服。在照片里的三个人中，他的个子最矮，当然也最不显眼。

“此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布鲁诺・西吉尔说，然后密切关注我作何反应。

我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想我听到过这个名字，此人与1924年十一月德国此地持续的动荡局面有关，不过我对此的印象并不深刻。显然他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一位社会主义领袖。

在我身后，优秀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说：“Der Mann, den wir nicht antasten lassen。”

我看向西吉尔，希望他能给我翻译一下，可这位德国登山者一语不发。

“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理查翻译给我听，此时他把烟斗拿在一只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