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 迹（第6/13页）

来自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越过屋顶传了过来。旗手们已经完成表演，之前关在市政官宫殿院子里的十匹马放了出来，来到沙地赛道上。因为这是无鞍赛马会，它们身上配有缰绳，但没有马鞍。赛马会的旗帜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阵更响亮的欢呼声。

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伤的脚踝。

“我觉得我能这样慢慢走。”她说。

“再等一会儿，甜心，”她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二十个，也就是最后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用新到的设备和药品，去给头天晚上的伤员作进一步治疗。我现在有吗啡和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得平静些。”

“有人死去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清凉的井水擦拭他们的脸，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我二十四小时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药品用完，我已经无事可做，勤务兵们也已经在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那张锡耶纳居民曾经用来吃饭的手术台旁，脑袋枕着双臂睡了过去。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带回来满满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战争开始时就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巡视了遍院子，俯身检查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很高兴。”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可能。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经验又是那么少。”

“这天是七月二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同盟国军队最后攻进来了？”

“错。他们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的指挥官之一。他在一九四○年获得元帅军杖，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而在节节落败时，要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过程中撤退则比较难。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奥地利。到一九四四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和供应品，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国军队本应在仲夏时就已横扫整个意大利，是凯塞林让他们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凯塞林不是野蛮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的罗马市内桥梁。那都是建筑瑰宝。凯塞林拒绝执行命令，这帮助了同盟国军队向前推进。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院子里时，凯塞林元帅命令施勒姆上将不放一枪一弹，把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军团撤出锡耶纳。没有任何东西遭到损毁或破坏。我还不知道的是，教皇庇护十二世[41]请求过夏尔・戴高乐，在他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奉命占领城市时，不要破坏它。至于利默尔森与朱安之间是否订立过秘密协定，这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他们谁也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都已去世，但他们都接到过相同的命令：保住锡耶纳。”

“没打一枪？没发一炮？没扔一颗炸弹？”

“没有。我们的伞兵在中午之前开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三点钟光景，外边巷子里响起一阵皮靴走路的脚步声，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出现了。冯・斯特格利茨军医总监在战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在总医院时，他连续几天都在做手术，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他站在拱门下，惊奇地凝视着四周。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务兵，其中两名在负责取水。他打量我那沾满血迹的白大褂，以及那张已被放回亮堂处的厨房餐桌。他打量放在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