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 迹(第6/13页)
来自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越过屋顶传了过来。旗手们已经完成表演,之前关在市政官宫殿院子里的十匹马放了出来,来到沙地赛道上。因为这是无鞍赛马会,它们身上配有缰绳,但没有马鞍。赛马会的旗帜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阵更响亮的欢呼声。
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伤的脚踝。
“我觉得我能这样慢慢走。”她说。
“再等一会儿,甜心,”她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二十个,也就是最后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用新到的设备和药品,去给头天晚上的伤员作进一步治疗。我现在有吗啡和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得平静些。”
“有人死去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清凉的井水擦拭他们的脸,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我二十四小时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药品用完,我已经无事可做,勤务兵们也已经在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那张锡耶纳居民曾经用来吃饭的手术台旁,脑袋枕着双臂睡了过去。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带回来满满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战争开始时就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巡视了遍院子,俯身检查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很高兴。”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可能。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经验又是那么少。”
“这天是七月二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同盟国军队最后攻进来了?”
“错。他们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的指挥官之一。他在一九四○年获得元帅军杖,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而在节节落败时,要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过程中撤退则比较难。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奥地利。到一九四四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和供应品,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国军队本应在仲夏时就已横扫整个意大利,是凯塞林让他们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凯塞林不是野蛮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的罗马市内桥梁。那都是建筑瑰宝。凯塞林拒绝执行命令,这帮助了同盟国军队向前推进。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院子里时,凯塞林元帅命令施勒姆上将不放一枪一弹,把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军团撤出锡耶纳。没有任何东西遭到损毁或破坏。我还不知道的是,教皇庇护十二世[41]请求过夏尔・戴高乐,在他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奉命占领城市时,不要破坏它。至于利默尔森与朱安之间是否订立过秘密协定,这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他们谁也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都已去世,但他们都接到过相同的命令:保住锡耶纳。”
“没打一枪?没发一炮?没扔一颗炸弹?”
“没有。我们的伞兵在中午之前开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三点钟光景,外边巷子里响起一阵皮靴走路的脚步声,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出现了。冯・斯特格利茨军医总监在战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在总医院时,他连续几天都在做手术,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他站在拱门下,惊奇地凝视着四周。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务兵,其中两名在负责取水。他打量我那沾满血迹的白大褂,以及那张已被放回亮堂处的厨房餐桌。他打量放在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