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侦探小说的系谱（第6/13页）

这些作品固然让同好欢喜，使侦探小说评论界颇热闹了一阵，但对于作家，却没有带来如同范达因那样的影响。作家和这些西方新作品，简直形同陌路。只有苍井雄的《船富家的惨剧》模仿了克劳夫兹的风格受到了瞩目，但他并未成为当红作家就结束了创作生涯。

初期作家大多数都对英美风格的本格作品不屑一顾。滨尾四郎病逝，甲贺三郎写了本格作品，却缺乏原创性，对高知读者而言又过于通俗。第二期的小栗虫太郎特点是超合理、超本格，木木高太郎则是不将重点放在解谜上的文学派，结果纯粹侦探小说的爱好者渐渐疏远了日本作品，投入翻译小说的怀抱。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本格爱好者，越来越多的人都直接读原文或翻译作品，再也不看日本原创作品了。换言之，这是一种沉默的批判：日本的侦探小说界没有真正的侦探小说。正是从这时候起，我认为日本作家必须正面面对纯粹侦探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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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爆发后第三年，昭和十五年左右开始，由于战争因素，几乎再也无法创作侦探、怪奇小说了。同盟国意大利、德国禁止盎格鲁撒克逊式侦探小说的新闻上报，日本也在情报局的指示下贯彻新政，实质上形同掐断了侦探小说的命脉，这真是让人不得不悲叹“侦探小说惨遭灭门”的不幸。我从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开始完全闲了下来，为了排遣无聊，心想至少可以留下过去的记录，便开始制作题为《侦探小说回顾》的手工书。其中，我用毛笔写了一段文章：

（前略）及至昭和十五年，物资极端缺乏，同年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美国的对日出口管制达到巅峰。国内物资的匮乏逐渐反映到日常生活上，为了防止米、炭及其他物资的通货膨胀，进行价格管制，接着是票券制，在店头排队购物，如今已成日常。第二次近卫内阁所提倡的新体制标语充斥了大街小巷，大至经济界的利润管制，小至废除贺年卡，无一不是新体制；文学美术方面也清一色成了集体主义。为了推行新体制，政府成立了大政翼赞会文化部，聘用岸田国士氏为部长，发起文学美术诸团体统一运动等，文人的政治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文学成为忠君爱国、正义人道的宣传手段，娱乐分子遭到彻底的封杀，社会上的读物清一色是新体制下的产物，几无趣味可言。侦探小说是以犯罪为主的游戏小说，最具旧体制色彩，故除具防谍目的之谍报小说，皆自各杂志销声匿迹。侦探作家大半顺其擅长之类别，转战其他小说领域，比如科学小说、战争小说、谍报小说、冒险小说。

从昭和十四年《烟虫》被禁版开始，我有许多作品陆续接到必须部分删除的命令，就连当时是我收入来源的文库和少年读物单行本也都是绝版状态。记录这个状况后，我悲叹道：

我原本就没有大众作家那种灵巧的本事，只是出于想要探索心理底层、爱好逻辑、对于怪奇幻想嗜好这些天性而立志撰写侦探小说、怪奇小说，因此性格上没办法像其他侦探作家那般迅速地转换写作其他类别的小说。若是我的这种天性是错误的，那么我也只有沉默一途了。

在直到战败的五年之间，我几乎不写小说，这段期间我都在做些什么？随着战况日益恶化，我还是无法作壁上观，余暇之际在町会和警防团帮忙，在最底层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不过这段期间，名古屋的井上良夫君寄来一些出色的英美黄金时期的长篇，我读了几十本。每一读完，便写下冗长的读后感寄给他。不知不觉间，内容发展成对一般侦探小说的大探讨，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持续着一次几十张稿纸量的信件往返。（我在东京没有可以这样谈论侦探小说的对象，因为没有任何侦探作家会读英美侦探小说。）6

昭和二十年日本战败，美军进驻，军人读完即丢弃的口袋书出现在地摊上，其中包括了数量惊人的侦探小说，叫我吃惊。这完全不同于日本人认为读侦探小说就会战败的思维，美国人竟是在战壕中一边读口袋版的侦探小说一边作战的。西方侦探小说在昭和十二三年左右中断了进口，我饥渴了七八年之久，立刻抢购这些翻旧了的口袋书。此外我还前往美军开设的公共图书馆，忘我地调查英美侦探小说界后来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