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增订书目的说明（第4/8页）
说到我没有取道的方向，日本资料怎么说都不能代表中国内战研究的最前沿。但如果对时间的划分不那么严格，内战时期的很多事件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到1945年前，而这些成因几乎逃不过日本的记载，长久以来很多学者证明了这点。他们中离现在最近的是台湾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们出版了多册关于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这一工作肯定能成为继续研究20世纪40年代晚期军事问题的学者的研究基础。对1945—1949年时期也具有重要性，但不是最重要的，是“遗留”的日本问题，比如遣散军队，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留下来”的日本兵，在山西参与反共的日本军队，有争议的海南投资计划等等。
事实上，有一个新的、待发掘的研究领域，但是在相反的地理方向。几年来，当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些问题却找不到答案时，一个遗憾时隐时现，那就是我很久之前的决定：放弃“中苏研究”，而去研究更直接地体现了政治“重要性”的事件。随着俄罗斯和东欧逐渐开放苏联的档案，我在年轻时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代价才显露无遗（Westad，1992；Kramer，1993）。学者在中国查阅档案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在俄国也不能免除。但是像在中国一样，新出版的俄文史料和档案显示了原来的限制正逐渐放松，使得1949年前和之后的研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有的学者利用这些新出版的俄文资料进行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在1996年1月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展示了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该会议由香港大学历史系和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联合主办。
列举曾经得到的帮助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一些人向我伸出了援手，他们或是提出了建议或是提供了出版物的信息。我特别要感谢吴艳梅（Amy Yeen-mei Wu），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劳一飞（Lav Yee-fui），艾迪·尤（Eddy U），皮埃尔·兰德里（Pierre Landry），史蒂夫·麦克金那（Steve Mackinnon），查玛·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约翰·P．伯恩斯（John P. Borns）。像往常一样，我欠熊景明和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的其他人员一份沉甸甸的人情。虽然服务中心侧重搜集1949年后的资料，但是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主图书馆和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一样，它的馆藏也包含了很多珍贵的1949年以前的资料。
参考书目：指南、工具书和文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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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国瑞：《回忆录及其应用》，载《漫山战火：1934—1938年中国红军在南方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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