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增订书目的说明（第2/8页）

所以说当前的学术兴趣在社会历史和经济领域的研究者是幸运的，不管研究课题在1949年前还是在1949年后，这类档案获取都更容易了，因此对这些领域的学术兴趣可能变得更加浓厚。相比之下，1945年到1949年占主导的是全面的战争及政治上的角力。档案管理者对待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史料慎之又慎，因而要获取这两类资料最不容易。在这方面，当地领导效仿北京的做法。在北京，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和军事档案馆依旧对外国学者关闭，事实上是对除了经授权的中国人员之外的所有人关闭。它们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这两个档案馆包含了1949年前和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和军事方面的馆藏。

结果是，研究者要么根据能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的、相对不那么敏感的材料拟定选题——这里依旧不轻易给出文档的阅览权；要么在省和地方的档案馆展开工作，继续测试官方的容忍底线。除了国家级别的档案馆是特例，1949年以前和以后关于政府和“革命史”的资料（与共产党有关的），都是放在同一间档案室里的。共产党领导的军警或公安档案（1949年前和1949年后）的存放就相对零散，各级别档案馆显然都不允许开放这类资料。

然而在等待档案馆批准的同时，学者可以忙着阅读堆积如山的纪实文集、官员自传、战斗历史和其他出版物，它们是政治和军事的第一手资料进入公众领域的主要渠道，能使研究者获得敏感和更普通一些的资料，以弥补无法深入馆藏的不足。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出版物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新的资料库，对它的挖掘和阐释需要数年的时间。消极的方面与官方指派的编辑们的侧重和解释有关。他们的加工不可避免地让这些资料“不成为第一手资料”。比如，因为上面的禁令，一些人物的严肃传记（而非攻击性的）至今是空白：这些人物在1949年前的历史中地位重要，后来失宠，至今是罪人。最明显的，林彪就是这样的人物；其他的还有陈伯达和康生。他们的传记没有在官方修订的传记名录中占据一席之地，表示汇编者对史料是有取舍的，这依旧是研究者需要克服的一大障碍。

作为一本珍贵的、新面世的研究指南，《中国档案文献辞典》很好地体现了这些文献学惯例和分工。这本536页的辞典事实上是一个附有注释的、经过了取舍的书目，书目中记载的图书都是第一手资料，主要是关于清朝和1949年前民国的史料。民国时期的资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列出了有关国民党政府的原始材料和相关材料；另一部分列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档案资料”。这一划分代表了档案和文献管理的标准做法。照这样的分类方法，国家级别的国共档案分别存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北京的中央国家/军事馆藏。关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国民党政权的资料，从辞典给出的条目看，主要集中于经济、总体公共管理、省政府公报、国大决议和政协会议资料。条目列出的大多是资料的原始状态。对很多条目都加了注释，这些注释特别有用，因为表明了相应的资料目前存放在哪个档案室里。相形之下，几乎所有的1945—1949年时期的革命历史资料最近都出版了，之前出版过的资料也于最近重印。对这类资料，同样注明了档案馆，但是仅仅作为赞助单位而不是存放地出现。

下面列举的对中文资料的“有选择性更新”只包含了这些新出版物中很小的、希望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们有的是著述，有的是同样重要的、出现在很多新（1978年以后）档案馆刊物和定期出版物中的资料。当代（1978年后）的日报、时事杂志和学报有时会刊登有关内战时期的文章，它们中的一些很值得关注。然而，最有用的是专业期刊。下面新的期刊目录选取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主要或核心刊物中的一些。大多数列出的期刊以及他们的主办单位，可以在《中国档案资料词典》的注释或参考书目列出的三种期刊指南中找到。《中共党史文摘年刊》更进一步提供了对这些新的专业期刊内容的介绍，非常有用。《年刊》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从1982年到1990年每年都有新刊问世，每本刊物厚度如书。引用的文章根据年代排序，1945—1949年内战在每本年刊中都占有一定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