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联盟（第7/8页）

[24]上海《大公报》，1946年8月1日。

[25]署名“张强立”的信件，西安，1947年10月30日，载于《观察》，1947年11月8日，第2页。

[26]李子静，第15页，参见此处。

[27]参见此处。

[28]范长江：《我们与苏北难民在一起的日子》，上海《文萃杂志》，第36期，1946年6月27日。

[29]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23日。

[30]在没有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一致，苏军对日开战的条件是恢复苏联在日俄战争期间损失的在东北的原有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将旅顺港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在大连商港的特殊利益；南满铁路的部分控制权。蒋介石在6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才被告知这一决定，他随后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并在1946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接受了这一决定。《雅尔塔协议》的内容直到1946年2月才被公布。见罗伯特·C．诺斯（Robert C. North）：《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第215—222页。

[31]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324—340页。

[32]这一事件的动机和行凶者的身份仍是一个谜。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反动派和日伪残余势力的阴谋”（《新华日报》，1946年2月27日）。包括左派的《文汇报》在内的许多人声称，张莘夫是被苏联士兵刺死的（上海《文汇报》，1946年3月8日）。蒋介石随后暗示，中国共产党要为这一事件负责（《苏俄在中国》，第170页）。

[33]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2日。

[34]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2月23日。

[35]这一消息得到了充分证实。甚至是《和平日报》都声称：“这是一部分反动分子干的，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蒋总统的威信和推翻人民协商会议的决定。”见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2月27日。

[36]上海《立报》和《时代日报》，1946年2月27日。

[37]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2日。

[38]重庆《新民报》，1946年2月22日。

[39]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2月25日。

[40]上海《新闻报》，1946年4月19日。

[41]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4月4日。

[42]吕德润：《春天里的秋天》，沈阳，1946年3月27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20日，1946年。

[43]参见此处。

[44]张东荪，第7页（参见此处）。

[45]周钟歧：《论革命》，《观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页。

[46]余才友：《谈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页。

[47]《时代批评》，1947年8月1日，第1页。

[48]杨人楩：《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5月10日，第5页。杨教授还在下列文章中阐述了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再论内战》，《观察》，1948年3月20日；《关于“中共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11月1日。吴世昌教授在《论和平问题》中提出了几乎相同的观点，见《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3—6页。

[49]陈彦：《国共问题何以不能和平解决的追索》，《观察》，1947年8月9日，第15页。

[50]周绶章：《论“神话政治”》，《观察》，1947年1月18日，第5—6页。

[51]储安平，第6页（参见此处）。

[5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20—322页（第640—642页）。

[5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9—384页（第674—678页）。

[5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82—285页（第1061—1062页）。

[5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04—305页（第1082—1083页）。

[56]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84页（第1270页）。

[57]关于从共产党控制地区逃走的学生，可参见第五章“政治无能：难民”一节。对分别从共产党地区和从国民党地区逃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数量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报道似乎显示离开共产党控制地区的人更多——据报道达到了数万人，而前往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根据共产党自己的报道也只有数千人。本书将会引述其中一些报道。其他有关学生逃往解放区的资料，可参见第三章。但任何数字都有可能产生误导，因为逃往国民党地区的逃亡者通常集中在几个中心城市，而来到解放区的逃亡者的分布要广泛得多。不仅如此，正如在第五章中指出的，国民党城市中的许多学生并不是“自愿的”的逃亡者，尤其是在内战后期。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通过强制的运输手段将大批学生撤离受到共产党威胁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