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联盟（第5/8页）

杰克·贝尔登认为，可以肯定，最终只有一小部分人赞同共产党的计划。[74]内战期间知识分子的政治争论反映了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坚持。由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软弱，他们的主张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知识分子意识到他们不仅无法影响国民党的行为，而且必须接受共产党的计划，这让他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们的政治评论因此充满了愤怒和失望。知识分子还痛苦地意识到，即将取代国民党的新政权很可能和国民党一样，在关于自由理念的某些基本原则上拒绝妥协，坚持与他们相对的立场，这使他们更难于做出抉择。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使自由主义者不再需要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了。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选择，前者在政治上的几乎所有表现都是极度无能的，而后者的政治原则和自由知识界最为重视的某些理念正好相反。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还保有最后一点忠诚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怀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即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社会或许终有一天能得以实现。如果他们投向表现更为良好的共产党，毫无疑问必须放弃这一希望。但当国民党在军事上遭遇惨败后，这种两难处境变成了另一种选择，要么立刻和永久地流亡，要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以及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即使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共产党。大部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党，但也有些人做出了另外的选择，其中包括胡适。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从来没有达到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激烈的程度。尽管如此，在内战时期，尤其是学生运动期间，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客观地评论了许多问题。据说，在他1949年1月飞离被共产党军队包围的北平后，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叶公超说，他对国民党已经无话可说了。“像我这样的自由人士仍然选择你们的唯一原因是，”他告诉叶，“在你们的政权中，我们至少拥有沉默的自由。”[75]

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显然没有将这种沉默的自由看得如此重要。[76]或许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需要这种自由。例如，在与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一次谈话中，费孝通表示，他觉得自己可以在共产党政府的管理下有效地工作，虽然他是一名“坚定的反对派”。同许多最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样，费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遭到了共产党的批评。尽管如此，他仍然在1948年底表示希望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提出，在需要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对中共进行批评。[77]

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有怎样的看法，他们绝不应被视作政治投机者——1949年之后，许多人恰恰是这样看待他们的。自由知识分子确实是革命事业中的后来者，但他们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自由改革，直到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之前，他们都在努力地追求这一目标。只是在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成为定局之后，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态度才由保留和反对变为有限度的接受。

尽管自由主义者勉强接受了共产党的统治，但他们对新政权没有表示过任何明确的支持，他们也不愿意做任何根本或长久的妥协。他们承诺支持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计划和此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但他们肯定不赞成一党或一个阶级的专政。正如中国共产党从不隐瞒它关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目标一样，自由知识分子也从不掩饰他们对这一目标的反对。

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心以及后者对共产党的疑虑，同样有着充分的理由。共产党曾告诫党员，在对待知识分子时，要避免使用冒险政策，应该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这一训令清楚地反映了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状态。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在1949年结成联盟，这一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分歧。正是这种根深蒂固、无法消除的分歧导致了此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长期的关系紧张。

[1]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6页。获得共产党的消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观察》和其他自由主义刊物仍然发表了有关共产党地区的大量文章。这些报道要么是对曾在共产党地区生活过的人的采访，要么是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或邻近地区待过一段时间的记者的亲身经历。这些文章可被视作关于共产党活动的官方描述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