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第7/8页）

对苏联不满的并不仅仅是国民党和政府官员。公众尤其对《雅尔塔协定》的条款感到震惊，这些条款赋予了苏联许多特权，而这些特权正是“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联政府严厉谴责过的。除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重庆）、左翼的《文汇报》（上海）和苏联支持的《时代日报》（上海），全国所有媒体都对美国和英国如此容易地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牺牲中国的领土完整，表达了强烈的愤慨。

在重庆，14所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举行了罢课，要求政府维护中国的主权。2月18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共同起草了一封致美国和英国的抗议信。2月19日，南京中央临时学院的3000名学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敦促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并对《雅尔塔协定》表示反对。在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所有学生团体都决定罢课来表示抗议。[33]2月22日，上海学生总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和其他学校的超过200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新的“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34]

然而，在一群游行的“学生”攻击了《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办事处——这一行动显然是国民党的右翼分子煽动的——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学术界的反苏运动突然停止了。[35]2月26日，上海临时大学的学生团体决定取消原本计划好的罢课，理由是“这次罢课完全是由一些不怀好意的挑拨者煽动的，而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学生作为工具”。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所有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被取消了。[36]

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东北问题最初的自发反应仍然清楚地展现出，一旦人民认为国家主权遭到了侵犯，他们将产生多么强烈的反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共产党也无法逃避公众的谴责。在一篇充满了激烈反苏言论的社论中，《大公报》直接对共产党表达了同样的愤怒。这篇社论提出，既然政府军队在东北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困难和阻力，那么，我们想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进入东北。[37]自由立场的《新民报》坚持认为，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争端——共产党要求保留解放区的自治权——完全是中国的国内事务，外国无权干涉。中央政府不应以东北问题为借口，拒绝考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民主议题。同样，共产党也不能将它对苏联的支持归结到“为了公众的利益”这种理由上。该报总结道，无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政治理念有多么一致，这种一致性仍然要服从国家利益。[38]

由于不愿批评苏联，中国共产党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作为回应，共产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试图说明爱国主义和“盲目排外”的区别。他们将反苏运动比作由反动分子煽动和政府操纵的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共产党在重庆的党报声称，这一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保护中国，而是让民众盲目地敌视其他国家。[39]

沈阳的记者向林彪的参谋长伍修权询问苏联军队从东北拆除机器设备的情况，伍的答复是他对此毫不知情。[40]共产党还提醒他们的批评者，在日本人占领的14年间，和东北人民并肩战斗的是共产党人，国民党军队从未在东北向敌人开过一枪。一篇报道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官员回来之后，他们所做的只是尽量为自己捞取好处。[41]

《大公报》在沈阳的记者证实后一则报道的真实性，但他也指出，共产党的声望因为它和苏联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他写道：“那些帮助外国人将物资和设备从东北运走的人给人们留下了极坏的印象。”[42]但无论人们当时的印象有多么糟糕，在苏联军队撤走之后，这一议题激起的人们对共产党的反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如此，私下里仍有许多批评意见，不时有人暗示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势力的关系过于密切。一名“国民大会”代表的意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名代表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说要实施三民主义，但国民党只愿意实行前一半原则，共产党则愿意实行后一半原则。因此，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民都只能得到“民半主义”——三民主义的一半。共产党忘记了民族主义，国民党则忽略了民生主义。而两党在民主建设上都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工作。[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