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第6/8页）

这篇文章强调，共产党欢迎第一、第二、第六类逃亡者回到解放区。即使是地主，如果他们同意减租减息政策，也是受欢迎的。只有汉奸和坏分子——文章警告道——一旦回到解放区将被立即逮捕并接受惩罚。[28]

到1946年夏季和秋季，逃亡到上海的几千名中小地主由于通货膨胀和国民党其他糟糕的经济政策而变得身无分文，他们的确返回了苏北解放区。地方政府向他们发放了救济，并为他们提供了房屋和基本生活资料。一些人在自己的村子里获得了和其他村民同样多的土地。一些回来的地主甚至被允许保留原有的土地，只要他们同意减租减息政策。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从北平派出的《大公报》记者曾在华北报道过类似的故事，当地政府也用同样的方式劝说逃亡者回到解放区，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解放区政府向逃跑的地主保证，如果他们遵守减租政策，他们的利益将得到保护。[29]

共产党的这些努力（这些努力在1948年发展为一场反“左”倾运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行政策的方式存有的疑虑，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疑虑完全消失了。相反，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之所以会这样矛盾，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生活是持保留态度的。但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让自由知识分子感到矛盾的还有另一件事。

民族主义议题

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有时也会主张在中国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有人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对他们提出了批评。许多作家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即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可能会最终沦为苏联的附庸。另一些人没有这种担心，但他们对这一批评仍然十分敏感，常常尽力向人们解释这种担心不会成为现实。

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受到批评。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成为中央政府反共宣传的一个主要特点。反共宣传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1945—1946年期间苏联军队对东北的占领、他们在当地的劣行以及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

根据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协定》[30]，苏联在1945年8月9日对日本宣战。当日本在8月14日投降时，苏联军队已经进入了中国东北。同一天，苏联和中国政府宣布两国之间达成了友好同盟条约。据称，斯大林在谈判时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保证，苏联军队会在日本投降后的三个月内撤出东北。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由于苏联人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农村处于无人控制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它最大程度地利用了1945年8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段时期。在此期间，在苏联占领军的默许——即使不是积极配合——下，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了东北。当然，苏联军队实际上不可能阻止共产党对东北的渗透——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意愿——而且他们很明显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苏联人在许多地方采取了拖延战术，极大地延缓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向东北运输部队的进程。

如果苏联人按约定于1945年11月撤离，这意味着他们占领的地区会立刻被共产党接管。因此，国民党政府同苏联进行了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苏联人同意延长驻军时间，并允许美国帮助国民政府把军队运送到东北的各大城市。苏联撤军的新日期被设立为1946年1月3日。到1月3日，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撤军期限第三次被推迟。直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还没有完全从东北撤走。[31]

正当东北的“危机”日益恶化之时，国民党政府，或至少是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发起了一场反对所谓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宣传活动。苏联人受到的另一项指控是，他们将东北所有工矿企业的物资、设备、机器拆下后运回国内。这原本是从战败国那里获得战争赔偿的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法，但问题在于，原日占区的所有物资设备的所有权应为中国政府所有。到1946年2月，随着《雅尔塔协定》全文的公布，以及国民政府派往东北接收抚顺煤矿的特使张莘夫被杀，民众对苏联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这名特使和他的随员是在苏联军队驻扎的地区被人强行拖下火车，然后被害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