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5/15页）

除了“糊口都成问题的俸禄”，萧公权教授还找出了其他的19世纪中国官僚制度固有的制度特征，这些制度特征增加了贪污的机会和动机。它们包括：给上级送礼的风俗，卖官鬻爵的行为，县长缺少岗位实务方面的训练，等等。最后的一点，以及任期的短暂性，使得对他来说有必要依靠“一群群肆无忌惮的手下”。[56]当地机关中有的是这样的手下。这些制度特征也在20世纪40年代以不同形式存在着。虽然在这两个时期中，制度特征存在的原因不一定相同，官员的反应却大同小异。

这些行为形成的风俗已很稳固，只要不太“离谱”，似乎都被普遍宽恕着。怎样算是离谱的概念当然因时因地而异。根据一般人的看法，问题离谱得不像话是在内乱或一个朝代气数已尽的时候。中国的朝代走向穷途末路时，按惯例有以下标志：财政越来越不稳定，行政无能，军事软弱。这些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全部出现，它们助长了官员的腐败，日益增长的腐败又反过来激化了这些情况。

国民党中国继续沿用“在限度内容忍”的态度。[57]但是却很少有人批驳认为“贪污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的传统本身。自由主义批评者也会承认人性如此，以至于贪污的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破除，一旦确立就很容易失控。即使这样，也鲜有对该传统的指责。比如，两位社会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写道：他们认识到了农村地区仍保留着“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做官就能发财”，现实加强了这个观念。但是他们将问题的本质看成是封闭的乡村经济的产物。于是，他们在结尾的时候恳求发展农村工业，为寻求安全和财富的有志向的年轻人提供其他出路。[58]

在火药味更足的内战大气候中，这样的恳求转化成了谴责。批评家不愿意浪费时间通过分析将问题合理化。腐败已经发展到离谱的地步。在谁创造了腐败的条件这个问题上，他们认定国民党直接负有责任。这些谴责中，有一篇论述颇具思想性，它将经济论证与仅次于腐败的对行政机关的抱怨声激增的现象相结合；将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普遍情况作了比较。他回忆到，在早些的时候，腐败和无能不常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不是说1931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就没有腐败的案例了，”他写道，“而是谁会想到将之称为一个腐败的政府？……谁会否认它的行动和功绩？”同样的政府依然在掌权，同样的人占据着要位，但是比起十年前，他们似乎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人们对他们的感情也完全不同了。

首先，作者谴责了因抗日战争和之后的内战造成的贫穷。接着发生的通货膨胀使得公务员的薪水锐减，无法与战前水平相比。他们的财产就这样缩水，他们的工资不够养活全家，他们很自然地借助于贪污和腐败，贪污和腐败于是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只要条件适合，贪污和腐败的存在本身就是它们延续和发展的充分理由。

其次，作者谴责了官僚化的现象。他写道：官员的作为越小，他们就变得越怯懦，越想占住位置不放。最高官员们不仅长了岁数，还变成了官僚。他们听任中央、省、市和县一级的政府机构扩张。在所有地方，机关和行政单位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多。机构越多，里面领导的声音就越不统一，人员承担的责任就越小。光是机构扩张还不够，还有许多新机构相继建立：新的考试系统、人事系统、会计系统、审计系统、统计系统、财政系统。除了老系统不停地修订规章制度外，每一个新系统都有一套新的法律法规。所以无怪乎普通老百姓会感到困惑，衙门的权力对他们似乎更有威胁了。老百姓越感到受到威胁，腐败官员自肥的机会就越大。

最后，环环相扣，更多的机构意味着更多的公务员。在国库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公务员越多，他们就越穷，从而创造了腐败滋生的条件。对于政治危机中的关键因素，作者总结道，政府能够而且必须负责。[59]

内战

政府倾向于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溃败的经济原因上。这种做法是一柄双刃剑，它没有提升人们对政府的看法，只是把政府应负责任的方面从一处转移到了另一处。对于用通货膨胀筹资政策本身，人们倒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特别加以谴责。通货膨胀也许是每个人贫困的直接原因，但是有很多因素助长了反战情绪，绝不是只有区区一个通货膨胀。人们或多或少达成共识：一旦下了决心要剿灭共产党，政府就别无选择要采取通过通货膨胀筹资的金融政策，即使在执行过程中很小心，负面的结果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内战本身成为每个人关注的焦点中心，成为每个人不幸的基本原因。1947年春学生示威期间，平津地区585位教授联名公开祈求和平，部分内容摘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