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第4/6页）

[23]关于政治协商会议，见第五章。

[24]《中国工人联合会关于中国政治局势和工人运动的紧急呼吁和最低要求》，见爱泼斯坦：《中国劳工状况》，第104—106页。

[25]朱原来的师傅——杜月笙在同样的时间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到了1946年末，杜的权势有所衰减，也许部分是因为他无法控制上海工人。但是，虽然有人猜测两人命运都走下坡路，这中间有直接的关系，却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想法。杜马上又回到了上海。见《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2月28日，第3页；汪一驹：《杜月笙政治生涯初稿》，第449—450页。

[26]上海《大公报》，1947年3月18日、3月19日；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全五卷），第四卷，第1792—1793页。

[27]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26日。

[28]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25日。总人数中男女比率是3:2。同见《中国劳工运动史》（全五卷），第四卷，第1792页。

[29]陈庆楣：《英勇坚持地下斗争的上海大隆机器厂中共党支部》，载于《工人日报》，1951年6月27日。（收入刘长生等编《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第77页）

[30]《大革命以来……》，第25页。

[31]1948年，一位上海工厂厂长表示，政府对他厂里的工会没什么影响力。一位报纸编辑更笼统地称，没有人能真正控制上海工会（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页）。一则关于劳工的特别报道也持同样的观点，该报道刊于《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2—16页。

[32]上海《文汇报》，1947年2月28日；上海《新民晚报》，1947年2月27日、2月28日。

[33]南京《新民报》，1947年5月14日；天津《益世报》，1947年5月13日。

[34]天津《工商日报》，1947年5月12日。

[35]天津《大公报》，1947年8月30日。

[36]想了解同年代的人对这些危险的分析，见上海《正言报》，1946年4月15日。

[37]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26日。

[38]上海《大公报》，1946年11月8日。同样见《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5—6页。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失业率达到很高的水平，在1946年上半年下降后，又开始抬头。见季崇威：《上海劳工漫记》，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2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2月20日。

[39]南京《新民报》，1947年5月1日。

[40]广州《华南日报》，1947年2月12日。1946年11月的数据来自广州市警察局。

[41]广州《前锋日报》，1946年11月16日；广州《和平日报》，1947年3月11日；广州《西南日报》，1947年7月10日。

[42]必须强调的是：没有办法证实这些数字，他们只能被看作是大致值。他们出现在：上海《大公报》，1946年11月8日；《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5—6页。

[43]上海《立报》，1948年1月7日。

[44]关于1947年改革，见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72—73、350—352页。关于抢米风潮的一些报道，见《中国新闻评论》（上海，1947年4月和5月）。

[45]章回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194—196页。

[46]南京《大公报》，1947年8月30日。同一个资料来源给出了1947年1月到6月间7个城市工潮的官方数据，它们是：上海788起，重庆53起，天津39起，汉口31起，青岛27起，南京19起，广州8起。

[47]没有确切数字说明有多大一部分劳工的工资得到了自动调整。《中国周报》1947年1月报道“大量”的工厂没有根据上升的生活成本给予他们的员工相应的工资。这些企业和作坊大多是老式的，经营食品、药品、金属、羊毛和毛毡等业务。他们除了给工人提供食宿外，几乎就不再给什么工钱了。在其他小企业，经常根据家庭或私人关系来发放工资，工资不统一。还有，在一些行业比如建筑业，承包商和工头经常支付给他们的工人最少的工资——虽然在合同谈判的时说好的工资基准比官方生活成本指数高得多。见《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5页。

[48]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354页。张嘉璈是银行家、经济学家，亦是张君劢（中国民主社会党的创始人）的弟弟、“政学系”成员。张嘉璈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很多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是铁道部长，在战时是交通部长，1945年到1947年早期是东北经济委员会主席，在1947年3月1日被指派为中国中央银行总裁。他在这个岗位上呆了差不多一年，并在1949年5月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