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以及内战政治（第7/12页）

另一方面，以上的这些微妙之处是政府领导人无法认识或不愿接受的。他们的想法有一点是基本正确的——学生总体上来说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受共产党信条掌控。他们的失误更直接地源自他们拒绝承认大众普遍要求和平和政治改革这一现实。不能把这一失败归咎于举止过激或目光短浅的属下。官方对学生抗议的处理办法，从形式上到内容上，都应该由南京的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负责。

政府在处理学生运动上的不妥协还表明一种更为广泛的战略，这一战略似乎在把国民党的公众支持减到最小，而此时用毛的话说，共产党正在不遗余力地建立“由绝大多数人口组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由于奉行“全有或全无”做法，政府拒绝了剩余的一点支持，即：学生和其他人士也愿意支持国民党作为联合政府的候选成员。另一方面，共产党并不要求忠贞不贰的支持，因而得以利用人们对他们的好感。统一战线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此时，国民党正在挥霍属于他们的那份公众支持。

[1]在学生运动最风生水起的学校，不仅当局安插耳目和特务，而且由同情政府的学生（特别是三青团员）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竞选学生职务以及诸如此类。在大多数学校，所有学生参加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的定期选举引起了广泛兴趣。另外一个知情者回忆了亲政府学生在他所在的中学（地处福建）的尴尬境地。最有才华以及最踊跃的学生领袖都是对政府和战争不满的，几乎总是能在竞选时获得大多数学生的支持。右翼分子绝少取得学生会的控制权（1969年春夏进行的采访）。中国的中学相当于美国的高级中学，但是大多是六年制，前三年为初中，后三年为高中。

[2]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页。可参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4—1225页。以下涉及《毛泽东选集》的内容均用括号标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相应页码。

[3]这节对“一二·一运动”的描写参考了以下著作：胡麟：《一二·一的回忆》，第1—70页；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第64—73页；《青年生活》，第1卷第1期，1948年12月；杨叶编：《中国学生运动的故事》，第23—33页；阿喆：《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简史》，第108—123页；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觉醒的中国》，第200—260页；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2月、1946年1月。

[4]西南联大是三所北方大学战时的联合体。这三所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它们迁至西南来逃避日本的侵占。西南联大通常被简称为“联大”。

[5]民盟建立于1941年，重组于1944年，由下列团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组成：中国青年党、第三党、国家社会党（在1946年重组为民主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由梁漱溟创建的乡村建设协会以及很多无党派人士。这些不同的集团都对国民党颇有微词，期待改良，虽然是温和的、非革命的改良。民盟建立联合政府和停止内战的要求激怒了政府，后者最终在1947年10月以“串通共产党”的名义解散了民盟。见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50—362页；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敌人与朋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第171—181页。

[6]重庆《和平日报》，1945年11月12日。

[7]在会议上发言的教授为钱端升，他是曾就读于哈佛的政治学教授，有国民党背景（有人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党员，而又有一些人说他只是在政府担任了低级别职位），尽管如此，他经常批评政府；当时加入国家社会党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以及潘大逵。第四位教授的身份不确定。胡麟提到他的时候说是直言不讳的左派吴晗。但是佩恩（《觉醒的中国》，第203页）认为第四位教授是更为保守的经济学家伍启元——就像钱一样，虽然自己是国民党的一分子，却经常批评该党。1945年11月29日的《新华日报》在一篇从昆明通过航空信发来的长篇报告中，同样认为第四位演讲者是伍启元。据说他演讲的内容是《关于财经形势与内战的关系》，他说中国已经无法承担打一场内战了，因为国家的财政和经济结构将被毁坏，中国将失去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