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17]（第7/12页）

在重庆发生了一起相似的事件，也是发生在6月1日早些时候，近200名学生、记者和报纸编辑被作为疑似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在此过程中，2名学生被枪杀。在福州，30多名学生在5月31日晚被逮捕。同样，在中山大学，数名教授和学生被拘留。在上海，上海法科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和交通大学的宿舍受到袭击。在大同大学校园，便衣警察打断了会议，对学生团体干部多人进行殴打后逮捕了他们。

另外，宣传队的成员被逮捕，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中学的学生。宣传队事实上是主动招致逮捕，因为他们经常在校园外举行活动，因而等于是故意违反《临时办法》。有一次，当交大学生收到消息他们的一支宣传队被逮捕时，他们往同一地点又派遣了另一支队伍，继续第一支队伍的工作。学生推断这将提供又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乡亲亲眼见到统治者的残暴”。就像预想的那样，警察同样逮捕了第二支队伍。成员们不畏强暴，在警察局内依旧斗争到底。[32]

镇压立刻达到了目的。6月2日反内战日那天，街上基本没有活动。但是数起逮捕事件以及伴随其间的暴力远远没有将学生吓倒，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对政府法令和当地官员命令的藐视和违抗表示出学生和政府间的针锋相对。正是基于此，让毛泽东在5月30日写道：对国民党斗争“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

尾声

五月事件的余波在1947年夏天依旧在继续。北平和上海的学生领袖快速行动，充分利用已经在学生中形成的势头，目标是将各专门的抗议联合会改组成更长期的组织。在平津地区，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在6月初被重组为华北学生联合会。6月14日，代表们来到上海与其他学生领袖一起筹建全国学联。建立全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决定据说在6月15日左右的会议上做出。建立日期后来被定为6月19日。[33]在同一天，南京社会部和教育部命令联合会解散，理由是它没有在两个部内注册登记。学生不顾命令，在7月宣告联合会正式成立。政府随后宣布联合会为共产党外围组织。联合会随即转入地下，此后一直存在着，直到1949年3月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北平重新建立。[34]

7月，被捕学生家长上海同盟成立。仍有50名于5月被捕的上海学生没有受到正式的指控却被羁押在狱中。家长们呈递了抗辩书，请求上海高级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警备司令指责家长们的要求不合理，因为学生是根据戒严令被捕的。1945年11月，为应对工业从战争时期恢复至和平时期期间发生的工人动乱，当局宣布了戒严令。自宣布以来，戒严令就从来没有正式解除过。很多学生在校园内被逮捕，或是在城市街头被绑架，并不是根据《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被定罪，因为《临时办法》只处理公共示威。

家长重申了他们的要求并向警备司令发出一份愤怒的驳斥，对他使用戒严令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渐渐地，学生被释放。到了8月中旬，除了5名学生外，其他人都回到了家长身边。虽然学生没有被正式指控，家长们必须签署声明，承认他们的孩子犯有扰乱治安罪，并保证他们将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再在士兵和警察包围和封锁了有问题的学校时犯类似的错误。

在昆明，学生家长联合会在11月底仍在谈判，希望释放被捕学生和老师，宽大处理已列入黑名单但暂未被捕者。昆明只有约30名青年因为抗议活动入狱。但是省主席卢汉发布了很多“亲共分子”的名字，称这些人仍旧潜伏在学校中。

同时，对学生的惩罚措施也加大了力度。整个夏天，陆续释放了5月里被捕学生。在这段时间内，黑名单也在拟定中，当局试图逮捕“真正”的、据说是操纵学生抗议的共党分子。而这，变得越来越难。学生抱成团保护彼此。有时候，他们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逃脱或作为整体与袭击队对峙以阻止他们的搜查。交大的学生有一次就是这样反应的。那天晚上，警察在宿舍区聚集。他们掌握的黑名单上有16个名字。寝室中的所有人都被学校的紧急铃声叫醒。这是所有学校下令立即集合常用的办法。约2000名学生冲到外面，紧紧挽住手臂站立，与警察对峙，齐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首中国学生最常唱的，根据《共和国战歌》曲调填词的歌。16名学生至少暂时被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