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地区（第5/8页）

民众最普遍的要求仅仅是希望政府进行改革。一家民盟报纸的评论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态度：

国民政府在民众中声誉明显下降，令人悲叹。何至如此？回答下列问题便可使之迎刃而解，缘何扰乱民生之政府官员……未受惩办？何以物价扶摇直上而无任何平抑举措？为何公民自由屡遭践踏？恕吾辈坦直言之，毁政府之社会威望者乃政府之官员也。故解铃还须系铃人。[115]

不幸的是，政府始终没有恢复自己的声望。光复时期引发人们广泛批评的大多数问题从未得到真正令人满意的解决。日本投降后的混乱和管理不善曾被视作暂时的“插曲”而被人们忽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开始失去城市居民的支持。

[1]詹姆斯·M．伯特伦（James M. Bertram）在他的《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2]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567页。

[3]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报纸，与国民党“政学系”有密切联系。

[4]这些句子经常见诸报纸和媒体。例如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载于《青岛日报》，1948年2月19日（1948年3月27日转载在《观察》上，第16页）；另见特别通讯：《重庆政闻》，载于《观察》，1946年11月21日，第16页。

[5]例如，1945年8月18日，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的亲国民党的经济学家伍启元在《世界日报》上发表长篇评论，表达了这一观点。1945年8月17日的《大公报》上也有类似的文章。

[6]蒋介石在云南与当地军阀的权力斗争见第三章中“‘一二·一’运动”一节，东北的政治局势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有专门的描述。

[7]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日和20日，10月5日、6日和22日。

[8]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11月30日。1947年1月，仍然有8万名日军留在中国东北，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梅尔比：《天命》，第183页）。在阎锡山的要求下，直到1949年，还有一部分日军留在山西与共产党军队作战。1949年4月，太原被共产党攻克时，指挥山西的国民党军队的原日军军官今村保作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自杀。见唐纳德·G．基林（Donald G. Gillin）：《山西军阀阎锡山（1911—1949年）》，第286—288页；约翰·亨特·博伊尔（John Hunter Boyle）：《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29—331页。

[9]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9日。

[10]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5日和10月3日。

[11]重庆《大公报》，8月30日的报道，1945年9月9日。

[12]重庆《世界日报》，1945年9月9日。

[13]重庆《大公晚报》，1945年9月12日。

[14]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9月19日；上海《文汇报》，1945年9月29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3日。

[15]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9月29日；上海《立报》和上海《联合日报》，1945年10月2日。

[16]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0月4日；上海《中美日报》和《文汇报》，1945年9月29日。1945年10月3日，周佛海被收监关押，随后被转移到重庆，处于软禁之中。1946年，在对他的审讯中，周佛海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声称自己在战争期间一直与重庆政府的代表，特别是政府特务部门的头领戴笠将军，有秘密联系。周声称自己从1941年开始与戴笠接触，并于1945年8月14日接受重庆政府命令，负责指挥上海的特别行动小组，抵御住了共产党的攻击——日本投降时有传闻共产党正准备进攻上海。直到日本投降一个多月之后，国民党军队才抵达上海，在此期间，周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但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周佛海的话变得无从查证。周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随后蒋介石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周1948年死于监狱。真正被国民党政府处死的汉奸包括陈公博、梁鸿志、王揖唐、梅思平、林柏生、褚民谊。见北平《新生报》，1946年7月21日；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1月29日；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32—333页。

[17]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8日；北平《世界日报》，1946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