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地区（第4/8页）

尽管如此，在第二年夏天，中央政府仍然要求光复地区的各省对日据期间登记在册的所有中学毕业生进行考核，重新确认他们的学位资格。然而，此时许多地方的考核只是一种形式。例如，在河北，这种考核只要求学生提交一篇三民主义的书面报告、毕业证和本人最近的照片。那些报告和记录被认为合格的学生可以拿到正式的文凭，没有合格的学生将接受再教育。如果学生拒绝参加考核，他的中学毕业证书将不被承认。[112]

青岛的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天津的一家报纸对这些措施引起的愤怒进行了总结。抗战胜利后，光复地区的民众开始感到，和撤到内地的人相比，自己被政府视作了二等公民。从内地返回的第一批接收官员的做法加深了这种感觉。接收官员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但这些有权势者的行为并没有显示出他们在任何方面比当地人优秀。然而，正是这样一些人，可以对本地教师和学生进行随意的裁决，并在他们的履历上加上将伴随他们整个职业生涯的污点。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很自然会表示强烈的抗议。一家报纸评论道：“鉴于青岛事件的教训以及光复地区人民的心理，我们希望政府不要只想着审查教师和学生，而要多考虑考虑官员的腐败和其他更重要的事情。”[113]

在随后的四年中，对中央政府及其内战政策反对最激烈的并不是北部地区的学生，这或许并不是一种巧合，因为北方最主要的教育机构都跟随政府迁移到了内地。对政府最为不满的是南京—上海地区的学生，政府的“复员”计划让这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学生觉得受到了歧视。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了解了1946年之后中央政府在光复地区的做法。在光复时期，这个国家主要城市中心的几乎所有群体都感到强烈的不满，政府的政策和官员们的行为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受益者似乎只是接收官员、投机者、奸商以及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家。光复地区的工业停产和内地的经济萧条造成大面积的失业。成千上万的工人得不到足够的救济度过长达数月的失业期。物价上涨减少了工薪阶层的收入。政府确定的伪币对法币的汇率过低，致使伪币大幅贬值，苏浙地区的中小企业家和商人由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内地的企业家因为得不到预期的补偿而被迫破产。学生们因为歧视的再教育政策而敌视政府。最糟糕的是，国家经济和政府的公共形象因为接收官员的腐败而受到严重损害。

在一些行业里，“无能”和“腐败”已经成为人们用来描述国民党当局糟糕表现的最常用的词语。在光复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表现让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原日占城市的民众对这些词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负责执行接收的行政结构本身是混乱的，它无法保证接收的顺利进行。由于缺乏足够制度性的约束，这一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不应为接收的混乱承担主要责任。接收政策要么是本身的设计就存在问题，要么是执行时出现了差错。

政府为纠正错误做了一些努力，并要求官员提高道德水平，但收效甚微，反而突显出政府的许诺与官员们实际表现之间的巨大反差。但政府的尝试的确达到了一个目的，在人们眼中，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或许并不对官员们的腐败负直接责任。公众似乎无法相信，委员长本人不是一心为国家着想的。因此，受到谴责的总是那些“附属”或下层官员。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人们对政府在光复时期的表现感到普遍失望，但国民党的统治并没有受到真正严峻的挑战。政府为这一时期的表现付出了重大代价，它在人民中间的声望大大降低了，但很少有人因此想要推翻这个政府。

共产党的出版物严厉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并对所有遭受不公正待遇、感到不满的社会群体表示同情和支持。尽管如此，共产党这一时期在城市的宣传产生的影响仍是相对有限的。很少有人认为共产党能对政府构成真正的挑战，或认为它有可能取代目前的政府。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不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国家当前的问题，这种怀疑催生出一种普遍的无助感。一个作家提出疑问：“我们可以向谁抱怨呢？我们还没有一个能反映民意的机构。”[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