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者与战败者（第7/9页）

闸北警察局的案子是这一时期曝光的另一个案件，该局的局长串通其他警察，从一个封存的仓库盗窃了50袋糖。另一个案子是以前隶属日本海军军械局的培林上海冷藏厂案件。抗战胜利日后，中国海军接收了这个储藏有大量鱼和肉类的冷藏厂。11月下旬，有人发现接管的海军军官动用了部分库存，供应自己的部队以及战俘。不仅如此，他们还以5600万法币的价格将剩余库存卖给了通顺码头。[52]

敌伪资产处置局成立两个月后，上海的一家报纸承认，该局的确已经责成海关检查和接收敌人的仓库。该报也指出，现在市面上已经有腌鱼和棉布在公开出售，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一直在询问处置局的工作。但直到现在，人们还很少知道处置局和海关调查员的工作的具体进展。该报评论道，处置局现在是时候提交一份说明他们接管的500间仓库库存情况的详细报告了。鉴于维持人民生活和城市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物资短缺，公开这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个月之后，市民终于知道一些库存商品到哪里去了。上海市政府的官员被指控非法出售价值40亿法币敌伪商品。人们先是得知了一起较小的案件，有市政府官员被指非法出售了130辆汽车。此后，市政府的一个前雇员透露了上述数额惊人的倒卖敌伪资产的信息。[53]

据报道，苏州的商业机构必须向接收政府支付1000万伪币，才允许重新开业。许多小城镇被勒令每月向驻扎在附近的亲政府的非正规军缴纳大笔“赞助金”。[54]政府官员亲自到附近的农村地区寻找平民房屋，并以种种借口非法占有它们。官员经常强迫当地商人降低商品价格，然后卖给他们。[55]

从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先后有四批接收官员被派往徐州。而在此之后，对敌伪资产的接收仍然没有结束。第一批接收官员是第十战区先遣指挥部派遣的；第二批是国民党市党部的官员；第三批是国防部的官员；第四批则是粮食和经济部的官员。这些官员收缴了包括大米、面粉、香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内的大量物资。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机器被拆走以及原材料的损失，工厂无法恢复生产。[56]

湖南车辆案件

由于上海—南京地区是最早被中央政府人员接管的地区，人们有理由期待那里发生的不法行为不会在其他地方重现。但让人们失望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在1946年4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湖南公路局的负责官员介绍了有关接收该省敌伪车辆的腐败情况。大部分的敌伪车辆最初由交通部监管的机构——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公室负责接收。运输委员会获得了大约3500辆汽车。其中的1000辆被移交给了湖南公路局。

根据湖南公路局的报告，该局的接收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从1945年11月3日至12月上旬。在这一时期，公路局从陆军第四供应服务站手中接收50辆卡车，但实际只接收了这些车辆中的80%，另外20%神秘地失踪了。第二个阶段是从1945年12月中旬至1946年1月，公路局从湖南战争运输委员会办公室接收250辆汽车。公路局指出，它们实际只收到了大约一半的车辆。最后一个阶段是从1946年1月至4月中旬，公路局从战争运输委员会那里接收另外700辆汽车，但这些车辆一定是经过了“精心挑选”，因为它们无论如何看上去都“不像是汽车”了。公路局接收的车中没有一辆是可以上路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批“资产”，公路局不得不将这些旧车拆开，把能用的零件卖给湖南的各家汽车修理店和五金店。同时，湖南公路局总共只有60—70辆汽车维持全省的交通运输。

在这些消息披露后的第二天，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事处意识到公路局的报告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单独召开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运输委员会的代表声称该委员会从敌伪那里接收的3438辆汽车，包括1000辆转交给公路局的汽车，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好无损的。[57]与此同时，政府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讯困难。这些问题通常被归咎于原材料和其他商品的短缺以及军队糟糕的后勤。显然，这些困难并不都是由人们通常说的“军事情况”造成的。

东北地区

考虑到东北地区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政府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接收人员在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就更加严重了。1946年初，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引述了东北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宁孟岩的观点，宁孟岩认为，接收官员忽视当地居民感受和需求是政府在东北地区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58]日本投降几乎两年之后，国民党在奉天（沈阳）的报纸才开始讨论中央政府为什么会失去民心，并对政府派往东北地区的接收官员的“奇特行为”感到遗憾。这份报纸呼吁政府立刻撤职查处所有仍然占据要职的腐败官员。[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