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内战文明化（第8/11页）

利伯认为战争法也适用于内战，如同适用于“真正的战争和一般的冲突”（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一样。但是有一个前提，即要认识到国内法也同样对那些反对现有合法政府的人有效：

但是关于内战的麻烦之处在于，一方面叛乱者、暴动者除了是战争中的一方以外，还是造反的罪犯，因此理应受到合法政府的惩罚；但另一方面，人数甚众的暴动（如果不是人数众多也不会形成内战了）让惩罚变得不可能，并导致其罪行被赦免，尽管其造反罪行相对而言更为严重。

在这一点上，利伯没有像哈勒克在《国际法》中一样对内战和叛乱区分得那么清楚。一场内战会有“真正的战争和一般冲突”的特点，并且伴有国内警察参与镇压叛乱，但并不是所有的叛乱都能像一般的犯罪一样遭到处罚：“这是一个眼前利益的问题，而不是法律或是道德问题。”[49]如何跨越内战的双重属性——作为真正的战争行为和仅仅是犯罪行为，这是利伯没法解决的困境。他的演讲笔记中有一小部分是他对一些原则的思考，这为战争法应用于内战提供了一些基础，但是他并没有得出结论：“现在在内战中如何如何。”同样，在1862年末，利伯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短论文《游击队：关于战争的惯例和法则的思考》（Guerrilla Partie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Laws and Usages of War），在文中，他故意不将“这些法律和惯例应用于眼下的内战来进行考量”。[50]

直到1862年的8月，因受亨利·哈勒克的邀请，利伯才向公众展示“关于战争的惯例和法则”的观点。哈勒克邀请他时，正值利伯的一个痛苦时刻。在他给哈勒克的回信中提到，他的儿子奥斯卡在威廉斯堡为南部邦联军作战之后，死在了弗吉尼亚的里士满。他满怀悲伤地写道：“内战，就这样叩响了我们的大门。”[51]他很快开始写一篇关于战争法的短文，对此他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在哥伦比亚学院的演讲可能算是前期准备，而哈勒克的邀请以及家中的不幸又给他增添了动力。他对美国总法务官爱德华·贝茨（Edward Bates）坦言，他遇到的问题在于法律文献中缺乏权威性的先例。“内战是‘战争法’的作者们不太碰触的话题。历史上也没有和我们这场内战具有相同特点的内战。”他告诉贝茨，他只能依赖“常识的权威”。[52]

哈勒克和利伯的通信，恰恰展示了在这个令人忧心的时刻，常识所能提供的指导多么有限。利伯的文稿刻意没有对内战、骚乱、暴动和侵略做出区分，但是哈勒克要求在守则中对每一种都进行描述和刻画。战争尚未进入第二年，在1863年的2月，利伯交付了一版他认为是全面的守则手稿。一小部分人收到了这份手稿的打印版，以便对其做出注释和评价。其中一本保存至今，在上面哈勒克对战争法列表中的一个惊人缺失做了标注：“为了对时局更有助益，应当将内战和国家间的战争或者不同主权政府间的战争都纳入。”[53]利伯也许是故意不提内战，因为他已经察觉了提及内战将会遇到的困难，所以他想回避。然而在哈勒克的敦促下，他试图为华盛顿的政治领袖们提供一个精准的定义。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1863年3月，他在给哈勒克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写关于内战和‘入侵’的四个部分，真是棘手的任务啊！”[54]

在纽约，利伯给他的学生提供了内战定义——“一个政治社会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长期敌对状态”，对于正式的法典编写来说，这实在是太不精确了，尤其在这部守则中。毕竟，关于内战及其相关的章节，是这部守则最重要的部分，会成为联邦军中的读者可以携带的徽章。那么，利伯是如何定义内战的呢？他根据具体的政治条件不同，将内战与“暴动”（insurrection）和“叛乱”（rebellion）做出了区分，在1863年的春天，他这样写道：

149. 暴动，是人们发动起来，用武力反抗他们的政府，或政府的一个部分，又或者是一项或多项法律，又或者是一名或多名政府官员。它可能只限于武装反抗，也可能有更大的目的。

150. 内战，是一个国家内两个或多个派系之间的战争，每一方都试图争夺对整个国家的掌控权，并且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才是合法政府。当叛乱的省或叛乱的部分地区与政府所在区域相邻，这个词有时也适用于叛乱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