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忆内战（第9/10页）

奥古斯丁对罗马异教的描述是“恶魔的世界，甚至比恶魔更邪恶，因为内乱的存在”，是一系列“内部的不和谐，更确切地说是野蛮”。他哀叹道：“同盟者战争、奴隶战争，还有内战！这些战争让罗马人流了多少鲜血，又让多少个意大利被彻底摧毁？”他与弗罗鲁斯一样，将罗马历史描述成一连串的战争，每一场战争都建立在前一场所遗留的道德问题之上，从而动摇了共和国的基础。休战期间的流血程度不亚于战争本身，因为在苏拉的第一次胜利之后，“和平要通过残酷的战争和征服所取得”。马略和苏拉之间的第一次内战，导致了罗马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他内部战争，直到奥古斯都的出现。据奥古斯丁的记载，在这位内战勇士统治时期，耶稣诞生了：“只是这些战争早在基督降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连串的原因使得一种罪行与另一种罪行联系在一起。”[51]

在写作《上帝之城》期间，奥古斯丁鼓动一位移居北非的西班牙牧师保罗修斯·奥罗修（Paulus Orosius）来从事“反对异教徒”的历史工作，以此回击野蛮人对罗马的洗劫。奥罗修的《反异教徒历史七书》（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417—418）是真正的通史，跨越了5 618年的时间，从世界的诞生到作者自己的时代。这位牧师把罗马内战放入更长的历史中来考察，即人类有时间记载以来[52]，所遭受的犯罪、战争和自然灾害，正如他的先辈们——早期的罗马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奥罗修对罗马内战逐一进行了追溯。他认为“弑父”行为以及家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是内战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至少从波斯人时代开始就是如此。他们“打了一场内战，确切地说不仅仅是一场内战”——卢坎的观点再次出现了！在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塔薛西斯和小居鲁士因争夺王位而同室操戈。关于罗马内战史的时间线，奥罗修遵循了传统史学的年表，认为内战是从苏拉开始，但他将内战视为一个延续到他自己所在时代的循环。奥古斯丁认为最糟糕的战争只发生在异教徒之间，而不是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所以在这一点上，奥罗修与其产生了分歧。奥罗修认为把内战称为“反对盟友的战争更为精确，不过如果称之为内战的话，那么这将会是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那是对基督徒有利的，他的这一论断是在回应那些声称当代没有此类“内部”战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基督胜利而战，受人称颂，并被基督教义所宽恕：“今天所谓的内战是温和而仁慈的，或者说是镇压而不是战争，这点谁会怀疑呢？”[53]奥古斯丁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奥罗修，似乎对这位追随者所写的史书感到失望。奥罗修持有一个乐观的观点，认为罗马帝国是上帝选择传播基督教的工具，且在未来将继续承担这个责任。[54]直到奥古斯丁完成《上帝之城》时，他都坚持一个观点，即严格区分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就是居住在世俗之城（the Earthly City,象征着罗马）的人们和上帝之城（the Heavenly City）的信徒之间的区别。奥古斯丁提醒读者，罗马人不断地找理由来互相争斗，对整个罗马世界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影响：“帝国的疆土之广导致了更恶劣的战争爆发，即同盟者战争和内战。由此看来，人类就显得更加悲惨，无论是因为战争本身，还是说为了最终的和平而战斗，或者因为不断存在的恐惧，冲突都将再次开始。”与其他城市相对比，上帝之城是一座公民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城市，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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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恺撒到奥古斯丁，罗马内战的经典著作，出现了三种经久不衰并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叙述。第一个可以称为共和国的故事；它描绘了从罗马根源所迸发出的不断重现的无休止内战，并同情罗马共和国提倡的无私公民价值观。根据罗马历史记载，要想彻底的“文明”（civilized），就很容易发生内战；而且仅经历一场内战似乎不可能，因为随着罗马文明的延续，内战就会不可避免地持续。接着是关于罗马帝国的叙述，遵循了同样的叙事轨迹，但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内战是政体的一种顽症，它只有一种治愈方法：恢复君主制或推行皇帝制。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诞生结束了这个故事。讲希腊语的历史学家阿庇安写道：“由此，罗马的政体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内乱，最终实现了统一和元首政制。”到16世纪晚期，阿庇安著作的英文翻译者对此表示赞同：“这明显说明了，人民的共和政体必须让位，君主政体开始盛行。”[56]最后，是关于基督教的叙述，内战是这个城市或共和国一直遭受的罪恶，内战的目的是致力于世俗的世界，而不是上帝的荣耀。世俗世界是自我毁灭的根源，可以肯定它最终都不能成为救赎的工具。所有这些叙述都被应用到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动乱中，跨越整个欧洲和后来所有的帝国，直到18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