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忆内战（第8/10页）

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社会冲突的源头，即公元前2世纪[1]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的改革。格拉古兄弟将罗马政治团体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党派[44]，显然是受到他们的导师——来自库迈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布洛修斯（Blossius）的影响，结果是这两位罗马学生发现，这种划分为这座城市走向内战打下了致命的基础。西塞罗、维莱里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阿庇安以及弗罗鲁斯均认为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被谋杀是罗马的第一次致命分裂。瓦尔罗则认为公元前121年弟弟盖约·格拉古的死才是关键，并说道：盖约“将公民分裂为两派，这是内乱的起源”。（公元前44年）塔西佗在《历史》中写道，这两位保民官所面临的问题是“内战的审判”。[45]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那些支持贵族的人（贵族派）和那些支持平民的人（平民派）之间的分化，为罗马共和国撒下了背叛与不和的种子。[46]当然，这些解释并不矛盾；将它们串联起来，可以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鼓舞着后来的历史学家，例如奥古斯丁，对罗马的致命缺陷做出自己的解释。

事实上，在罗马历史的典籍中，对内战的各种分析并没有太大的分歧。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神话是罗马城内乱冲突的最根本原因。从撒路斯提乌斯对迦太基战争之后的奢侈和腐败的道德批判，可以了解内乱的先决条件。西塞罗和其他学者追溯格拉古兄弟领导时期的罗马内部分歧，可以看出这种分歧是引起彻底的派系斗争和更大的政治分裂的原因，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罗马公民拿起武器与自己的同胞对抗。

这正是一个序列变成一个循环的过程。分析解释变成了理由依据。而那些独立的事件演变成了深入到罗马过去——罗马建城之初——的历史叙述，并给罗马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在政治紧张的时刻又再次兴起。遵从此种模式，在“四帝之年”时期伽尔巴被杀后，塔西陀如此描述平民的焦虑情绪：“他们记起了内战，以及多少次这座城市被占领，还有对意大利的毁灭性破坏，对行省的掠夺，法萨罗、菲利比、佩鲁西亚和穆提那战争，这些名字都是因灾难而闻名。”[47]内战的循环会一次又一次的上演：有间接描写内战的作品，例如斯塔提乌斯的史诗《底比斯战纪》（Thebaid，公元92年），这首诗以公元1世纪的罗马内战为背景，讲述了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兄弟之间的原始斗争，他们在底比斯相互残杀；[48]还有直接描述内战的作品，以罗马历史为背景来讲述内战，比如塔西佗和弗罗鲁斯——后来的内战历史著作，更是包括了美国和法国革命在内的直到18世纪的内战史。

到目前为止，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此书的基督版本是最全面地叙述了罗马人的内战倾向。公元410年蛮族入侵罗马之后，他撰写了这部神学和历史的杰作，从公元413年到426年，一共创作了22卷。这部书的诸多目的之一就是解释罗马衰落的原因。基督教声称其原因是新的宗教出现：如果能够平抚异教徒信奉的神，罗马城就可以击退其入侵者。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帝国的道德败坏和分裂倾向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以此来反驳基督教削弱了罗马的指控，认为并非基督教让罗马在哥特人的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他将罗马衰落的原因归于罗马内战史学家们所提出的那一系列事件。但是此处有一个明显的悖论。难道罗马不是一个施行救赎的工具吗？不论它的帝国在何处，都会将福音传播到已知的世界？那么，在这座城市被洗劫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就像在早期建城时一样？奥古斯丁跟随他前辈的脚步，追溯罗马城的道德历史，从建城之初到随后的一系列动荡和自我破坏，直至帝国的灭亡。野蛮人的愤怒或外来入侵者的征服所带来的恐惧，怎能与公民互相残杀的恐惧相比呢？

奥古斯丁在罗马文学方面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也曾在米兰担任修辞学教师，他深受其益。在年轻的时候，米兰是帝国的文化都会。他沉浸在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中，并且阅读了许多李维所著的罗马历史书籍，这些书如今都已经佚失了。[49]他的博学使他能够编撰一部关于罗马内乱的通史，时间跨度包括了自罗慕路斯与雷穆斯起——他们的自相残杀“表明了世俗城市内部分裂所能达到的程度”——到奥古斯丁自己所在的时代。如果他能证明，罗马的道德沦丧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基督教就不会是罗马帝国衰落和覆灭的原因。撒路斯提乌斯提供了奥古斯丁所需要的证据。“在他的书中，他讲述了（在击败迦太基之后的）繁荣所带来的道德败坏最终导致了内战。”从格拉古兄弟到苏拉，罗马的分裂“不断发展直至内战”，而这座城市的众神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他们；事实上，神自身有时也会煽动公民互相攻击，为他们的纷争提供借口。奥古斯丁讽刺地说，罗马人为和谐女神康考迪亚（Concord）建造了一座神庙，“但康考迪亚抛弃了他们，纷争女神狄斯科耳狄亚（Discord）统治着他们，甚至使他们陷入内战”。[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