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2/3页）

1945年2月3日，苏军距离柏林城外仅100千米；同时城内却在两个月稍事喘息、未发生空袭（因隆冬气候）的情况下，在白天遭受到美军最猛烈的一次轰炸。柏林居民因毫无防备，共2000人死亡（平均大约一吨炸弹炸死一人），12万人无家可归。其中一枚炸弹正中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建筑毁于一炬；另一枚炸弹击中“人民法庭”，当时希特勒的“魔鬼法官”弗赖斯勒正在审问一名重要反纳粹人士冯·施拉布伦多夫博士，结果众法官、警卫、囚犯及观众一起冲下法庭掩蔽壕躲避。警报解除后，弗赖斯勒的尸首被发现压在一根倒塌的横梁底下，手里仍紧抓着施拉布伦多夫的档案。战争末期，施拉布伦多夫虽然一直被囚禁在集中营中，却因那次空袭捡回一命。

柏林指挥官冯·哈泽将军遭处决后，在其手下工作多年的海因茨·冯·格斯多夫即被征召加入民团。格斯多夫的妻子玛莉亚一直留在柏林，许多个月都没有他的消息。1945年，她听说他在保卫首都的最后战役中阵亡，终于精神崩溃，自杀身亡。海因茨本人一直活到1955年。

尽管在盟军连番轰炸后，霍斯特曼夫妇位于克尔岑多夫的乡间别墅毁坏严重，但弗雷迪却拒绝拋下他仅剩的收藏品。俄军抵达后，发现他与妻子莱莉躲藏在附近树林之中。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仍不愿逃走，最后终于遭到逮捕。他于1947年在民主德国集中营里饿死；莱莉出版的回忆录《只能哭泣》（Nothing for Tears，London, Weidenfeld&Nicolson，1953）成为畅销书，但不久亦在巴西去世。

帕贾斯维奇夫妇于1945年8月与蜜丝分手后，先前往瑞士，然后移居南美洲。格察至今仍然在世。

C. C.冯·普菲尔先成为美军俘虏，后在德国地方政府内任职了几年，接着担任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驻波恩代表将近30年。现在过着半退休的日子，定居波恩。

于1941年向盖世太保告发蜜丝母亲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皮克勒，在志愿从德国陆军调往党卫军后，步步高升，官拜党卫军准将，兼任希姆莱手下的布拉格警察局长。1945年5月，布拉格刚被解放后，他便自杀身亡。

1944年8月31日，苏军占领布加勒斯特，所有德国外交官员及家属立刻遭到扣押。后来妇孺被释放，但必须自己想办法返国，男性则全被遣送到苏联；据说乔赛亚斯·冯·兰曹便死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中。

战争结束后，法官里克特及其家人迁往威斯特伐利亚，他与妻子创立了一家口译及翻译社，生意兴隆。1949年，他投效格伦中将所主持的单位，该单位后来成为根据德国联邦共和国新宪法成立的新情报组织（B.N.D.）。他于1972年去世。

托尼·绍尔马在“七月密谋”发生后的肃清运动中逃过一死，多亏他的直属指挥官仗义相助，以“搜集进一步证据”为由，设法拖延其军法审判。终于开庭后，大部分罪证已变成间接证据，不足以定罪，又因为他作战负伤有功，仅被卸除军职。他于大战结束前几天，设法从位于西里西亚的家族产业逃往西欧，后来成为美军占领欧洲当局的雇员，担任卡车司机。不久他便拥有自己的卡车，然后数量慢慢增加，最后成立自己的卡车运输公司。现在他与家人住在巴伐利亚的一片农场上。

冯·德·舒伦堡大使从未积极参与过反纳粹活动。然而随着德国对苏战况每况愈下，他志愿替纳粹政府与斯大林居中调停。蜜丝在日记中记载，1944年7月他受召进入希特勒的司令部，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他同时亦通过冯·哈塞尔大使与一些密谋者接触，那批人未经过他的同意，径自将他与哈塞尔列入未来外交部长的人选。名单被发现后，他遭到逮捕，被关入莱特街监狱长达数月，终于在1944年10月4日被带到“人民法庭”上，和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起接受弗赖斯勒法官的审判。但他不如后者幸运，被判死刑，于11月10日问吊。

罗玛莉·舍恩贝格是另一名经过“七月密谋”奇迹般活下来的幸存者。1944年，她仓促离开柏林后，便躲在萨克森的家族产业中，直到苏军兵临城下，才被迫逃往西方。一旦战争结束，她很快便在美军反情报机构内找到工作，不久嫁给一名美国军官，并定居美国一段时间。晚年她热衷于环保工作，一如早期她献身于反抗纳粹主义，狂热投入。她于1986年7月在维也纳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