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6/25页）

我接着下楼去亚当的房间，他的一位助手也在房内，但很快就离开了。亚当往沙发上一倒，指指自己的脖子说：“我脱不了干系的！”他看起来糟透了。我们俩一直悄声说话，看见他反而令我更不快乐，我老实告诉他。他说他知道，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只像失去了果园里最心爱的一株树，对他来说却是失去了一切的希望。这时室内通话机响了：我们的老板西克斯博士要见他。和他约好今晚再见面，然后我留了张纸条给他秘书，告诉他我会等他电话。

到了玛莉亚·格斯多夫家之后，我告诉她，我为亚当感到十分焦虑。

“为什么呢？”她问。

“他跟施陶芬贝格只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不是吗？不，我确定他的牵连并不深！”

“不，”我说，“他根本没参与！”

亚当打电话给我，约好6点钟到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的住处来找我。我先去阿德隆旅馆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和阿加见面。阿加正怒不可遏，因为她在街上碰到哈索·埃茨多夫，他竟然转头不认她。我想他涉案一定也很深。我们一起去阿加家，在草坪上喝茶。托尼·绍尔马和乔吉·帕彭海姆也在。稍后亚当也加入我们。他刚见过西克斯博士，努力试着消除他的疑虑。他看起来像死了似的。我陪他开车回家，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等他换好衣服。这时空袭警报响起，就像一窝蜜蜂吵得令人心烦意乱，如此而已。等亚当出来以后，我们坐在屋外，他又告诉我一些内情。

他说施陶芬贝格是个了不起的人，不仅非常聪明，而且生命力过人。他是密谋者中极少数经常被希特勒召见的人。他已带着他的炸弹去过最高指挥部两次，但每次都遇到障碍，否则就是希姆莱、戈林或其他几个他想和希特勒一起干掉的人临时缺席。第三次被召见时，他通知同谋的人无论如何这次一定会下手。他承受的压力太大，这也难怪。如果换一个能够开枪的人来行刺，或许就能成功了。可是施陶芬贝格的残疾太严重。亚当说他已失去最好的朋友。他似乎整个人都垮了。

20号那天，亚当一整天都待在威廉街的外交部办公室，等待军事接管成功。他说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逮捕，因为他涉案太深；我并没有问他到底有多深。他已辞退家里的女佣，因为她目睹过太多会议，若被提讯，可能会招供。他害怕海尔多夫也会因为受不了酷刑而招供（我记得海尔多夫曾经对罗玛莉说过他自己也怕这一点……）。

亚当若有所思地说，他不知道是不是该写篇文章让《伦敦时报》发表，解释这批人所代表的理想。我不同意这个想法，因为德国人的直接反应会认为，这些人都已被敌方买通，尤其现在计划又失败了，舆论更不会支持他们。

亚当接着告诉我，1940年法国刚战败不久，他收到老朋友洛锡安爵士（当时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信，催促他致力于德国与英国的和解。洛锡安所指的德国是否为铲除纳粹后的德国（他当然明白亚当痛恨目前的政府），亚当并不确定。不过对他而言，只要希特勒仍然在位，两国之间就算能达成任何“交易”，也丑恶至极，所以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封信。后来他常想，当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我们整夜没睡，一直聊天，同时聆听屋外若即若离的各种声响。每次听见汽车放慢速度，我都可以从他脸上看到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实在不忍心丢下他，如果我在的时候他们来逮捕他，至少我还可以去警告他的朋友。亚当说亚历克斯·韦特知道一切，如果他被逮捕，亚历克斯知道该怎么做，他觉得西克斯博士也起了疑心，一直催促亚当去瑞士。我也坚持他应该立刻离开，但他不肯，因为顾虑妻子和小孩。他说就算被逮捕，他也会否认一切，希望出狱后能重新再试。凌晨4点，他开车送我回家，并答应我早上会再打电话，让我知道他没事。

洛锡安爵士所属的保守政客集团——所谓的“克利夫登帮”——规模虽小，却一度颇具影响力。这群人虽批评希特勒的做法，却颇同情希特勒欲扫除“凡尔赛和约”（他们一直不同意该和约内容）所带给德国耻辱的企图，以及他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显著成就。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看见欧洲刚经历过1914—1918年的浴血战争（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退伍军人），马上又卷入另一场全面战争；这样不仅将严重削弱欧洲的力量，为海外殖民帝国敲响丧钟，甚至可能摧毁西方文明，让共产主义征服世界。但他们寻求和解的努力，却因为希特勒在国内愈形残酷的政策，以及他不计任何代价想使德国成为欧洲霸权的决心而一再遭遇挫折。这群人中后来有很多被冠上“姑息分子”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