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5/25页）

那天待在柏林的纳粹资深领袖只有戈培尔一人，他等于拯救了希特勒。当战功彪炳的警备营指挥官雷默少校奉柏林警备司令冯·哈泽中将之命，前来逮捕戈培尔时，后者打电话到拉斯滕堡让雷默直接和希特勒通话；希特勒当场擢升雷默为上校，命令他前往班德勒街重新建立秩序。雷默抵达时，叛乱行动已宣告结束。

因为这时效忠希特勒的军官已接管陆军总部，释放了弗罗姆并逮捕密谋者。贝克上将获准自尽，在两次尝试都失败之后，由一位士官了结。奥尔布里希特及其参谋长默茨·冯·库伊尔恩海姆上校、施陶芬贝格与海夫腾则在接受临时军法审判之后，立刻被架入中庭，在一排车前灯照耀下遭枪决，行刑前，在拒捕过程中受重伤的施陶芬贝格竟然还奋力大呼：“神圣的德国万岁！”几具尸体起先埋在教堂内，隔天由希姆莱下令掘尸，剥除制服及勋章之后火化，骨灰撒在风中。

几个月前罗玛莉曾经告诉我，在她又一次“吸收行动”中，曾经拜访过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因为她听说他是“积极分子”。结果他私下对她泄露，他手中握有好几袋、超过三万封、寄自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之役中被俘德国士兵写的家书，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它们全部烧毁，因为官方已发布那场“光荣战役”并无生还者。罗玛莉有一位兄弟自从斯大林格勒之役后便下落不明，虽然她苦苦哀求，奥尔布里希特却坚持不让她看那些信。

玛莉亚跟施陶芬贝格是点头之交，他有几位表亲是她极亲密的朋友。现在她替他们感到非常害怕。我自己曾在亚当·特罗特家见过年轻的海夫腾一面，那天晚上只有我和亚当在他家里吃晚餐，一位卷发的英俊上尉突然冲进来，自我介绍后便将亚当拖出房间。他们在外面谈了很久。之后亚当想知道我对他的印象如何，我回答：“典型的密谋者，就跟童书里描述得一模一样。”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玛莉亚和我都无法不替戈特弗里德和亚当忧心，昨天他们俩都曾经去过班德勒街，消息会不会走漏出去？同时又得随时装出一副惊讶，甚至关心的模样，却不能露出害怕的神色……

其实亚当·冯·特罗特、亚历克斯·韦特，以及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一整天都待在外交部位于威廉街的主要办公室内，等待叛乱成功后立即接管外交部。

晚上珀西·弗雷来接我。因为我不想吃晚餐，我们便开车进格林瓦尔德的树林内，下车散步。我试着向他解释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大悲剧。他渐渐明白之后，感到既震惊又同情。之前他也一直相信官方的说法，认为这只是一两名叛军的作为。

我一定要见亚当。虽然我们约好今天见面，但我仍然不敢去找他。

7月22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每份报纸都登出一则启事：任何人只要透露一位名叫“格德勒”的人的下落，便可获得100万马克的奖金。太好了！表示他并没有被捕。

谣传克劳斯·施陶芬贝格的太太和四个小孩皆已遇害。她原是冯·莱兴费尔德男爵之女，也是母亲的教女，因为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她的双亲都住在俄属立陶宛境内。

依照不久前才实施的“连坐法”，兵变失败后几天之内，不仅施陶芬贝格的太太及小孩，甚至连他的母亲、岳母、兄弟、表亲、叔伯、姨婶（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和小孩）全部遭到逮捕（关于他们最后的命运，请读后记）。

希姆莱于8月3日在波兹南对纳粹党各地方领导人发表演说，替“连坐法”报复手段辩护：“没有人能够对我们说，你们的做法是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不！这并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一项极古老的德国传统……当一个男人成为法外之徒，众人会说：这个男人是叛徒，他体内流着坏血，血里带着背信与不忠，这血必须被根除。因此，整个家庭，包括最远的远亲，都必须根除。我们也将根除所有的施陶芬贝格族人，包括他们最远的远亲……”

早上走进法官里克特办公室时，看见海夫腾的哥哥汉斯—贝恩德（我们的前任人事室主任）坐在他桌子后面，还在吃装在纸袋里的樱桃。而他的弟弟昨天才像只狗似地遭到枪决！他笑着跟我闲谈，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等他离开之后，我问法官他知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事，法官说他知道。法官倒显得既担心又不快乐，不过他若知道关于亚当·特罗特的真相，一定会更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