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一个“意大利解决办法”（第5/8页）

三人由魏贝尔少校和胡斯曼博士护送到了卢塞恩。但是，直到他们在魏贝尔家安顿好，魏贝尔才透露说，盟国已终止了一切谈判。几乎和德国人同样愤慨的魏贝尔试图安抚他们。最后，他打电话给杜勒斯：“我们的局势非常棘手！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好这件事，那么，我们就会被人嘲笑几百年。”

杜勒斯重申，他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准再同沃尔夫进行任何接触。“可是我们恰恰不能这样做，”魏贝尔对其施加压力，“德国代表已经到了，准备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可是盟国却不想见他们！看起来你们似乎是想通过杀人来结束战争。”杜勒斯终于让步了：他会发电报给亚历山大，让他请求联合参谋部允许杜勒斯同沃尔夫恢复“接触”。

但是，魏贝尔无法确定，在收到积极的答复之前，他能否把这三位客人留住。第二天上午，他们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走来走去。沃尔夫说，他必须立刻回自己的司令部，因为军事形势发生了突变。几个月来，博洛尼亚以南的哥特防线战事寥寥。这条防线从利古里亚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由二十五个德国师和五个意大利法西斯师防守。但是，马克·克拉克中将的第十五集团军刚刚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想夺取博洛尼亚，渡过波河，并且已经突破了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防线。现在，克拉克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可以出动坦克，穿过波河河谷的平原，毫无阻碍地长驱直入。

更糟糕的是，沃尔夫收到了一封希姆莱发来的电报。电报十万火急，沃尔夫不得不从瑞士边界魏贝尔的家中给他打去电话。希姆莱说：

坚守意大利前线，并保证其完整无损，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停止进行任何谈判。

然而，沃尔夫对魏贝尔说，他仍然希望圆满完成“日出”行动。不过，随着时间慢慢逝去，意大利南部的盟军司令部始终没有任何答复。

沃尔夫的处境甚至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糟糕。他一直在与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德国投降一事——但这些谈判只不过是烟幕弹，期望能在“日出”行动成功之前，稳住游击队员。

沃尔夫带领两名密使进入瑞士那天，舒斯特大主教警告多尔曼上校，除非沃尔夫本人立即前来米兰，否则，与游击队员的一切接触都将被切断。多尔曼打电话给沃尔夫，向其报告这一最新的危机。沃尔夫指示他“拖延时间”，并告诉舒斯特大主教，自己接受游击队员的条件，并将“尽快”去米兰。

舒斯特大主教告诉多尔曼，他安排在三天后，即4月25日，与游击队员会面。地点在米兰的大主教府。沃尔夫必须出席这次会议。

大主教还要求墨索里尼参加这次会议，但墨索里尼还没有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人们给他提供了六七种逃跑的办法，包括开飞机送他和克拉拉·贝塔西去西班牙，但他始终无动于衷。

在大主教府举行会议那天上午，格拉齐亚尼元帅试图取得墨索里尼的许可，让他把在克拉克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的部队撤至北方的新阵地，但是墨索里尼拒绝讨论这一问题。他说，他六点钟与舒斯特大主教有个约会，他要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投降，以“避免军队受到更大的损失”。

午后，墨索里尼走出他设在省政府里的总部，登上一辆破旧的高级汽车，准备前往大主教府。正在这时，工厂的汽笛长鸣，宣告大罢工开始了。游击队员公开地列队走上了街道。这位意大利领袖要出去一事，甚至都没告诉他的保镖——党卫军中尉弗里茨·比策尔。在最后关头，比策尔冲到了院子里，勉强挤上了汽车。汽车缓缓开动，他摇摇晃晃地竭力稳住身子，因为他的半个屁股坐在领袖的膝盖上。

当墨索里尼走进大主教府的接待室时，舒斯特大主教感觉自己看见了“一个被巨大灾难吓呆了的人”。大主教试图使他振奋起来，但他始终无精打采，不愿说话。大主教请求他投降，以免使意大利遭到无谓的破坏。但是墨索里尼说，他要率领三千名黑衫党党员在瓦尔泰利纳战斗到底。

“领袖，”大主教说道，“别再抱任何幻想了。”他暗示说，这个数字应该是三百。

“可能要多一点。”墨索里尼答道。然后，他又微笑着补充说，“尽管不会多很多。我没有抱任何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