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如此卑劣地歪曲”（第13/15页）

当天，即4月13日，星期五上午，在一次会议上，戈培尔忠告新闻界，在关于杜鲁门的问题上要非常客观，不要下断言，不要说任何激怒新总统的话，要隐藏起对罗斯福之死的欣喜之情。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兴高采烈的情绪就开始减弱了。当布塞将军打电话问他罗斯福之死是否便是他在前一天所暗示的形势时，戈培尔冷淡地回答：“噢，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看看。”

的确，从前线来的第一批报告表明，美国总统的更换丝毫没有影响敌人的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戈培尔告诉泽姆勒以及他参谋部的其他成员：“也许命运又一次变得残酷了，它戏弄了我们。也许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美国总统之死感到高兴。小爱德华·W.贝蒂——一名被关在柏林以南约三十五英里处的卢肯瓦尔德IIIA军官战俘营的美国记者——觉得，有几名卫兵似乎真的很难过。以前，贝蒂从未意识到罗斯福对欧洲被压迫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整整一天，波兰人、挪威人和法国人不断地来看望美国人，并同情地和他们握手。前挪威总司令奥托·鲁格少将给集中营里的美国高级军官罗伊·赫特中校写道：“世界失去了一位伟人，鄙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集中营里的英国高级军官、空军中校史密斯写道：“我们大英帝国失去了一位热情而忠实的朋友……按照我们的愿望，他应该活着亲眼见到我们努力的成果。他曾为了这一成果而全心全意地英勇奋斗。”

在美国战俘的牢房里，赫特中校下令宣读讣告。人们立正一分钟进行默哀，很多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对于杜鲁门来说，这是忙碌的一天。在去白宫的路上，他让美联社的托尼·瓦卡罗搭乘了自己的车。“在历史上，”总统说，“没有几人能与他比肩。我继承了他的衣钵，因此，我默告上苍，希望自己不辱使命。”

他叫来斯退丁纽斯，命他准备一份关于与苏联之间的问题的概要。然后，他来到国会大厦，询问一群国会首脑，是否可以在4月16日安排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他想亲自对他们讲几句话。

“哈里，”一名参议员说，“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你反正计划好了要来。”

“你知道我应该来，”他带着中西部人的鼻音尖刻地回答说，“但我更希望可以在你们所有人体谅的支持和欢迎下这样做。”

各报记者在参议院门口排成一长排。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

“孩子们，”他说，“如果你们曾经祈祷过，那么现在就为我祈祷吧。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挑过担子，但是，当昨天他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感觉好像月亮、星星，所有的行星都落到了我身上。我要承担一个人所承担过的最大的责任。”

“祝您好运，总统先生。”一个记者大声说。

“我真希望你们没这样称呼我。”

这一天，他收到许多唁电和鼓励的信件。斯大林发来电报说：

……美国人民和美国失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一位世界性的伟大政治家，一位战后和平和安全的斗士……

在莫斯科，罗斯福的逝世引起了人们真诚的悲哀和对未来的某种忧虑。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套上了宽宽的黑框。城内挂起了黑边旗，最高苏维埃也静默致哀。（就连一个敌人，日本新首相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也为美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美国赖以获得今天的优势地位”的人物表示“深切同情”。不过，一些日本的宣传家却编造了一个故事，说罗斯福是忧虑而死——并把总统最后说的那句“我头痛得厉害”改为“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杜鲁门表示，他已收到丘吉尔那封充满同情的信，并说他正打算给丘吉尔发一封电报，谈谈他“在波兰问题上的观点和建议”。下午三点，他接见了斯退丁纽斯和波伦，听两人简单介绍了波兰问题。于是，杜鲁门开始起草另一封致丘吉尔的电报：

斯大林给阁下和罗斯福总统的回电，使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变得极为重要。虽然除了其中的几句，他的回电不容我们乐观，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应该再次对他进行试探。

在杜鲁门起草这封电报的同时，斯退丁纽斯送来了哈里曼发的一封电报。大使刚刚谒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希望，他能像对待罗斯福一样与杜鲁门密切合作。哈里曼给斯大林提出建议，向大家保证苏联渴望继续合作的最佳途径，是派莫洛托夫前往旧金山。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告诉哈里曼，如果杜鲁门正式邀请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然后前往旧金山的话，他就派莫洛托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