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如此卑劣地歪曲”（第12/15页）

戈培尔跳下汽车，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最后，他转向英格·阿贝策特尔夫人和兴奋地围在他身边的其他人，声音颤抖着，激动地说道：“现在，拿出最好的香槟酒，我们给元首打电话。”

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泽姆勒忍不住大声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戈培尔脸色苍白地说道：“这是一个转折点！”接着，他又怀疑地问道，“这真的是事实吗？”

当他给元首打电话时，大约有十个人都探头过来听。“元首，”他兴奋地说，“我向您表示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上早已表明，4月份的下半月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转折点。今天正是4月13日，星期五！”此时午夜刚过。“命远已放倒了您最大的敌人。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他已两次把您从残忍的暗杀中拯救了出来。您的敌人在1939年和1944年用来瞄准您的死亡现在击倒了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是一个奇迹！”他听元首说了一会儿，然后提到，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一些。现在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戈培尔挂了电话，两眼闪闪发光，开始热情洋溢地说了起来。泽姆勒从未见他如此兴奋过，好像战争就要结束了一样。

在与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一起逗留到很晚之后，房车里的巴顿正准备上床休息。他的手表停了，于是，他打开收音机，想听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时间：而他听到的是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他冲向另外两人就寝的房子，敲响了布雷德利的房门。

“出了什么事？”布雷德利问。

“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告诉艾克，总统逝世了。”

他们来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三人一直在那里坐到凌晨两点，忧心忡忡地想着罗斯福的逝世会对未来的和平产生什么影响。他们怀疑美国是否还有第二个人能像罗斯福那样老练地同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打交道，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不得不在历史上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更换领导人，实在是个悲剧。最后，他们悲伤而沮丧地上床休息了。

当丘吉尔第一次听到罗斯福已经逝世时，他觉得自己被“重重击了一拳”，立刻被“一种巨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感压倒了”。他打电话给在克拉里奇的巴鲁克，用非常痛苦的声音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不，温斯顿，我认为你应该留在这里工作。”巴鲁克答应，在起程飞回华盛顿之前，他会来看看丘吉尔。当他来到唐宁街10号时，丘吉尔仍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烦乱。“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他又一次问道。

巴鲁克再一次向他保证，留在家里更为明智。他本人将和罗森曼法官以及其他几人一起，乘“圣牛”号飞机起程。中午时分，飞机起飞了，开始了前往华盛顿的漫长而痛苦的旅程。谁也不想说话，所有人都在全心全意地怀想总统。巴鲁克想起了他在阿尔巴尼亚第一次见到罗斯福时的情景——当时他还是个有些傲慢的年轻州议员。接着，他又回忆起了1924年的民主党大会，罗斯福费力地拄着双拐挪到了讲台上，提名时任纽约州长的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做了那篇辞藻华丽的“快乐斗士”的演讲。巴鲁克想，无论他有何缺点或错误——而且二人曾数次产生过分歧——罗斯福“对于民主政治的理念与理想始终深信不疑”，并且，“他所关心的自由、公正，以及机会平等绝非抽象的术语，而是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

当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时，他“感觉历史的天使正在房间里沙沙地振翅而飞”，并且想知道这是否就是“渴望已久的命运的转机”。他打电话给戈培尔，祝贺他最近的预言应验了，但建议他“立即给新闻界发指示”，新闻界既不能辱骂美国的新总统，也不能赞美他，特别是不能提及罗斯福和戈培尔之间的长期争执，“现在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新闻界不应笨拙地毁掉它们。”

戈培尔表示同意：“这一消息将激励全体德国人民的士气彻底改变，因为人们可以并且应该把这一事件看作命运和正义的体现！”

伯爵深受鼓舞，当即坐下来给戈培尔写信：

……我本人认为，罗斯福之死乃是上帝的裁决，同时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是我们应努力争取才能拥有的礼物。(14)他的死消除了同美国人进行接触的所有道路上的障碍。现在，他们应利用上帝提供的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使谈判开始。在我看来，唯一有希望的办法是通过教皇进行斡旋。鉴于美国的天主教徒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障碍——与之相反，美国的新教徒则分散成了许多小派别——教皇的声音在美国可能分量非常重。考虑到军事形势的严重性，我们不应再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