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事顾问端纳（第2/6页）

魏征云：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长途旅行，并不是深入人民，更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端纳这样记述了蒋介石“深入”人民的故事：

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他们遇到了一个人将国旗当作围裙围在臀部。那个人见到这些陌生人怒不可遏的样子很惊讶，他平静地解释道，他是个屠夫，碰巧这块布正好就在手边，而且又是红底的，血溅上去也不大显。蒋大发脾气，示意将此人就地立即处以绞刑。端纳插嘴说：绞死一个屠夫不足以解决问题。要恢复国旗的地位，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发一通脾气只能收到局部的效果，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下令在全国举行强制性的升旗仪式。这个屠夫的无知不能怪他本人，而要怪政府……蒋看到了要害，因此便发布命令，从此以后，每天早晨和晚上，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军人、官员和各组织机构，围在旗杆周围，向代表中国的国旗敬礼。

蒋介石和宋美龄根本不可能理解人民，既没有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更谈不上共同的感情，但宋美龄在所到之处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讲，却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传教士们吸引到自己身边。

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评价宋美龄：

宋美龄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她却引起外国人的极大注意。不管她走到哪里，她就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讲话。她本来已经是上海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现在，她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她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传教士们集合到自己身边。传教士们只要能对朝廷扩大影响，自然是很高兴的，不管如何虚假，他们开始把美龄看成是基督教的旗手……美龄之所以像魔术似地变成一位地道的宣传家，是出于端纳这位长期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事务的干涉者的建议……

端纳在五分钟之内便来到了宋美龄的客厅。他穿着一身精工裁制的花呢西装，一头不算茂密的灰白色鬈发。两道浓眉下，一双深陷的褐色的眼睛显得和善而机警。他第一眼就看出宋美龄满脸哀伤和愁思，这是难以测度的深沉的忧戚。

这位深谙心理学的枢密顾问，并不给宋美龄以廉价的同情和宽慰，那会使她产生不真实感。他采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诱的回忆：

“这是胜利中的挫折，大幸中的不幸，共军渡过湘江，终是漏网之鱼，元气大伤。委员长已经饬令各方部队追堵围剿，以使共军不可能落地生根，只是增加了追剿的时日，多付一些代价就是了……”

宋美龄让秘书送来不加糖的咖啡，亲自端给端纳。等候秘书离去之后，端纳继续说：

“回想过去，委员长自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经过了无数坎坷和磨难，不都是化险为夷了吗？挫折，并不都是坏事，创业总是艰难的。培根说过，‘奇迹总是在厄运中出现。’”

“我总觉得委员长的敌人太多了。”宋美龄忽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委屈和伤心，“连我二姐也反对他，子文也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宋美龄的眼泪迅速地涌满了眼眶，低头唏嘘。

端纳知道宋美龄提的是近年发生的两件事：

1933年底，宋子文认为蒋介石为了第五次围剿所提出的军事预算过高，特别认为把大批金钱拨给各地方实力派收买他们剿共很不明智。宋子文力主削减开支，以减轻国家债务。蒋介石则坚持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双方各不让步。蒋介石在盛怒之中，举手打了宋子文耳光，宋子文愤而辞职，去了国外。蒋介石只好以孔祥熙来代替他。

1934年4月20日，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发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成立工农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对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委员长的敌人的确太多了！”端纳沉思着说。他盯视着逐渐熄灭下去的炉火，想到去加柴，“共产党的手段的确很高明，他在委员长大军围攻时，提出抗日的主张，这就使委员长处在两难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产党猛烈发展，实现他们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军，必然丧失人心，因为目前国人关心的并不是共产与不共产，而是不当亡国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