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古与洛甫（第4/5页）

“改换领导是必须的，正确的！”洛甫这么想，但还不能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也因为他这么想，而在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中共七大选举时，毛泽东同志有两次发言（1945年5月24日和6月10日），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洛甫面对着博古，他期望着大变故——改换领导的时机早些到来，此时，他却只能沉默。

“洛甫同志，”博古不再亲切地称“思美”了，这种称呼太富于个人色彩和感情色彩，不够庄重，“听说你们中央队有个‘三人小集团’，对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党的工作有许多不满，真的吗？为什么不当面说出来？……这样……很不好吧？……为什么不在会上……”博古没法把内心的话全说出来，便不合文法地打住了。在博古看来，洛甫他们是非组织活动。但博古错了，行为与手段，是由阶级立场和路线对错来定褒贬的，这种活动是为遵义会议立大功。

洛甫似乎也错了。

二十五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那种背后议论，可就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差别就在于你拥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

“我们始终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洛甫说得很真诚，很谨慎，也很策略，“第三国际的路线和指示也都是正确的。”他绝不多说一句话，怕言多有失。

博古感到了片刻的欣慰。既然承认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那就基本上承认他博古也是正确的。某些枝节问题，工作上的疏漏，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就好解决了。

“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博古又把话打住了，这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谈话，使他难受，两个同学之间既不想互相隐瞒又不愿袒露真情，这种尴尬场面还是早结束为好。他直愣愣地盯住洛甫清秀的脸，寻找不出确切的答案，只见洛甫略微苍白的嘴唇有些颤抖。他不想继续谈下去了，沉默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可是，他又不想结束，似乎想为挽回他们的关系再努一把力。因为他和李德都感到，为了摆脱目前失败带来的信任危机，需要巩固自己内部的阵线，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方面，洛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由得哀叹了一声，感觉到自己的面颊微微痉挛，心灵上袭来一阵寒意，用沉重得近似绝望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你们又承认中央路线的正确，那么，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就应该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

沉默，残酷的沉默。

洛甫也很为难，他不能把毛泽东、王稼祥跟他谈的一切告诉博古，他不能单独跟博古争论军事上的问题。在军事问题上，他比博古知道得更少。他负责政府工作以来，对军事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只知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他认为毛泽东解释得头头是道，很能服人。

博古把目光从洛甫脸上移开，凝视着盖满黑灰和挂满蛛网的小窗，他与洛甫之间已经失去了坦诚对话的基础。小屋内的空气是停滞的，散发着霉味。他需要透透气，便站起来告辞。他走出小屋看了看手表，只交谈了九分钟。多么漫长而又短暂的交谈。

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洛甫代替他担任了中央书记，他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却又向坏处想了很久：“噢，你洛甫是因为无权不满才拥护毛泽东的吧？毛泽东是利用你想掌权而把你分化了吧？”一会儿，他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心想：“我不会是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博古从河边小屋走出来时，绝对没有这般想。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洛甫会代替他。既然他们承认中央的路线完全正确，他还有什么担心的呢？他站在资水河边，茫然地站了很久，跟洛甫的交谈给他带来一种奇异的压迫，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他，此时，他最需要的是支持与鼓励。

此时，莫斯科美丽无比的白桦林，大概已经黄了。一个幻象在他深度近视的眼前凝聚起来，终于显现出一个鲜明的形象：中等身材，披着质地优良的深灰色风衣，头发浓厚而闪亮；衬着白净的椭圆略长的面颊，目光熠熠有神，给人以潇洒、干练、精明的印象。他就是波波维奇同志（王明在苏联的名字）。他向博古送来一个充满信心的笑容，然而，还没有被博古实实在在地捕捉住，便在傍晚时分的蒙蒙岚气中消失了。